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王文奇
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副教授
无论是从法案制定、政策指向，还是从实际收益来看，墨西哥政府都将海外移民作为自己国家发展的重要资源。不管这些移民对美国来说是合法还是非法，对墨西哥来说，都在其国家发展的棋局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黄大志
贵州财经大学前特聘教授
美国下层老百姓极为希望国家继续强大，以美国国威来支撑他们的既得利益。这个利益虽小，而且还主要来自国外，目前看来也遥不可及，但特朗普的威猛态势，至少给他们带来一线曙光。特朗普打着克服和挽救经济危机的旗号，有效地与群众的非理性性格特征结合起来，博得了他们的信任和崇拜，即使这个信任期是极为短暂的。
韩方明
中国外交与国际关系智库察哈尔学会主席
通过中国社会智库“旋转门”建设，通过智库管理体制改革，社会智库才能破解系列政策瓶颈，吸引更多人才、培养更多人才、输送更多人才，从而丰富智库产品建设，提升参与国际交流与竞争的质量。唯有如此，社会智库才能在全球思想和意见市场中逐渐占领引领地位，进而更深层次凸显中国的大国影响力。
李玲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政策分析师
中产阶级从网络舆论中沉默的少数这一角色转换出来，成为主导力量，背后是中产阶级对于自身处境的担忧。
王希恩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在社会结构的诸多领域中，分层结构、从业结构和人口分布结构与民族结构的重合是民族隔阂的具体表现形式，也是影响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具体障碍。所谓“推进建立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就是打破民族结构与其他社会结构的重合，使不同民族成员掺杂或嵌入到其他社会结构中去，从而为消除民族隔阂、实现交融创造条件。
马戎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
苏联解体，主要推动力来自国内而不是国外。这说明苏联的国家制度设计存在关键性的问题，无法承受国内重大政党纷争、政治风波和社会冲突。
郝时远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从事民族问题、民族历史等研究
从中国的历史过程去认识中华民族形成的内源动力，从中国的现实去体会中华民族发展的整合机制，是深化研究中华民族作为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命运共同体的根本立足点。
吴江
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副教授,研究领域:德国外交
2017年是德国的“超级大选年”：2月将进行总统选举，3月和5月萨尔州、石荷州以及北威州将相继迎来州议会选举，9月中下旬将迎来联邦议会大选（以下简称德国大选）。尤其是此届德国大选将左右德国乃至欧洲今后几年的政治走向引发国内外的高度关注。
梁立昌
山东大学中韩关系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关于导弹试射，韩国军方有关人士分析称，朝鲜此举很可能是试探刚成立的特朗普政府而进行的武力示威。也有分析认为也可能是对韩国下届大选施压，推动韩国新政府改变对抗政策。
伯曼
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
对当今主流政治家提出了警告：尽管现在的右翼民粹势力尚不具备法西斯主义的颠覆性，但不同时期下两者的崛起都一致指向西方民主制度自身的缺陷。若民主执政者不能积极直面社会危机、高效地自我修正，那么下一步很可能就是重蹈历史的覆辙了。
翟学伟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学系主任、教授,研究领域:国人与中国社会,著有《面子·人情·关系网》等
由于大公平观中的“公”具有无归属性的特征，因此它在分享性和时运方面都有自身的特点，并导致了中国历史中的许多重大事件都是以其为基础的，而中国当代社会中的重大问题也是这一传统的延续。
赵鼎新
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研究领域:历史社会学、社会运动、社会变迁、经济发展与民主转型,著有《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等
任何国家的合法性来源都是在国家和社会的冲突和妥协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但是，一个国家的合法性来源一旦固化后就会成为一定时空中的结构性条件，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国家民众的政治认知模式，政治行为特征，乃至国家和社会的关系。
王若磊
中央党校政法部副教授,研究领域:法理学、当代政治哲学,著有《政治问责论》等
法理学的“中国学派”可遇不可求。一方面，勿以建立学派为功利目标，它是自然而然的，不是刻意的，也非刻意能为之的，否则只会是昙花一现或贻笑大方；另一方面，研究到最后或许不会得到中国特殊性的结论，不会出现地方性知识，中国的治乱兴衰并未跳出已有理论，法政秩序背后的规律是一样的。
栗峥
国家2011计划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教授,著有《超越事实》等
张海霞
东营市人民检察院研究室主任
在中国特定的司法体制环境下，司法改革可能会因各方面的阻力而陷入困境，具体包括：司法自利性的干扰、司法寡头利益的侵蚀、上下级间信息的不对称、个人意志与短期政绩效应的影响、基于自身特殊效用目标与利益而弯曲改革轨迹的潜在风险等。为了克服上述困境，有必要建立独立的信息反馈体系、内部制衡机构和长效的问责机制，以确保司法改革平稳而有力。
张欣
北京大学法学院和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联合培养博士生
从法律和政治的内在张力出发，达玛斯卡以反应型国家和能动型国家两种极端国家类型作为理论起点，结合“自由放任”和“干涉主义”两种截然不同的治理风格，对反应型国家和能动型国家的法律程序制度模式的形成、建构、特点和演化趋势进行了深入推导和分析。
王贵松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技术难度不大的“代孕服务”引发了一系列的法律和伦理困境，或禁止，或认为这是满足父权主义传宗接代的欲望，将女性身体和婴儿商业化，或认为这是现代科技给人类所带来的福祉，消除了不孕者的无尽苦痛，维护了婚姻家庭的稳定，如此种种，褒贬不一。法律规制（国家）应于何处着手，道德评判（社会）如何方为适当，值得我们去认真思考。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