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郑世林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
中国创新质量落后于前列创新型国家。首先，研发（R&D）经费总额快速攀升，但研发强度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其次，中国研究人员总量位居世界前列，但研究人员密度大幅落后前列创新型国家。第三，中国是世界专利大国，但专利质量严重低于前列创新型国家。同时，中国基础研究总体投入强度明显偏低，高等教育投入强度不足，且高等学校基础研究经费占自身研发经费比例较低。中企业基础研发投入比重也过低。中国创新制度环境也落后于前列创新型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够，产学研合作水平亟待提升。
王缉思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清华大学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学术委员
自新冠病毒肆虐以来，中美关系持续下滑。美国政府和国会连续出台涉华政策、法案，严重损害中美关系。美国官员攻击中国的言论也越来越肆无忌惮。中美两国都有一些评论家注意到，双边关系正像“自由落体”一样急速跌落。世界舆论担心，中美关系一旦失控，新冠疫情之后全球经济的复苏将更加困难，军备竞赛和地缘政治冲突必将加剧，世界秩序将更加混乱，一些意想不到的灾难也会迎面而来。这绝非危言耸听。处理今天的中美关系，应当坚守三条底线：必须坚持和平方式；保持一定规模的经贸合作，维护金融稳定；坚决维护中美人文交流和社会交往。
张宇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国际经贸研究室副研究员
从中国国内来看，RCEP作为国内和国际双循环中的重要引擎总体上会有助于促进经济的增长，并为结构升级带来空间，但也存在两个值得未雨绸缪的问题：
一是在RCEP的建立的贸易与投资自由化框架下，中国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可能会进一步加速向东南亚地区转移，从而引发一定的产业空心化风险并对就业形成某种程度的冲击。二是因开放程度的扩大带来的国内不同部门、不同地区之间的利益分化，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阶层割裂风险。
周天勇
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
转移农村人口，增加居民收入，需要宽容中小微企业和鼓励非正规就业。国外许多国家有非注册登记企业存在，如英国和德国有1/3的非注册登记企业，并且容纳大量就业的微型和中小企业税负要比大型企业低1/3。从全世界各国的情况，一般来说，正规在政府、社会事业组织和公司等单位中就业的比例大约为70%到75%，非正规的个体、个人工作室、临工、游商小贩、家政服务、街区服务等，占25%到30%。
李迅雷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唐军
中泰证券研究所金融工程首席分析师
在“双循环”的背景下，疏通国内投资者与企业融资间的“内循环”是当前更为重要和紧迫的任务，而全面提升上市公司治理水平和盈利能力是这一任务的重中之重，这需要在提升国企经营层的激励机制、更健全的法治环境、更稳定的政策预期以及提升民营企业家的长期信心和企业家精神等全方位发力。同时，按照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项目开放的战略需要，按节奏提升资本市场的开放度， 促进投融资的“ 外循环”。
沈建光
京东集团副总裁、京东数科首席经济学家，京东数科研究院院长
张晓晨
京东数科研究院研究员
今年以来，为对冲新冠疫情影响，中国央行创新政策工具密集出招，巨量货币信贷投放与精准滴灌实体领域相结合，全力稳定实体经济和资本市场运行。前10个月社融和信贷分别累计新增31.04和16.95万亿，货币政策始终保持在较高水准的宽松态势。但当前中国继续保持高度宽松的必要性已然降低，央行在特殊时期采取的特殊应对之法已有转向之势，未来宽松货币政策大概率会逐步退出。关键是如何退出？
边卫红
中国银行研究院主管
姜萍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
英国金融监管局宣布，预计2021年之后伦敦同业拆借利率（LIBOR）将会退出市场，LIBOR替代改革箭在弦上。美国、英国、欧盟、日本、瑞士等国家和地区加快基准利率替代改革。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大背景下，美国仍然保持领先的改革步伐，构建了期限利率及SOFR（担保隔夜融资利率）指数，同时明确了信用利差调整方法；英国改革平稳推进，于2020年8月发布了后置复合SONIA（英镑隔夜指数均值）指数；欧洲的基准利率改革进程稍慢，受疫情影响推迟了转换及部分公众咨询时间。全球基准利率改革进入倒计时，但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及挑战。
任泽平
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兼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
华炎雪
恒大研究院
范城恺
恒大研究院
梁颖
恒大研究院
李晓桐
恒大研究院
拜登与特朗普均将中国的崛起视为对美国的挑战；但拜登与特朗普在对华策略上有区别，核心在于拜登反对特朗普的单边遏制、逆全球化的思想，希望通过联合盟友制衡中国。具体来看，贸易方面，拜登反对特朗普的广泛关税战、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定。呼吁建立盟友统一战线利用现有贸易法律制衡中国。科技方面，拜登强调团结盟友并制定行业标准，以管理高技术的全球使用。地缘政治方面，拜登强调增加美国在亚太地区军事部署、重振美国亚太主导地位、恢复和重构盟友关系。
李伟
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
“修昔底德陷阱”的理论含义是，当大国的霸主地位受到新兴强国的威胁时，两个国家之间就有很高的可能性爆发战争。近年来，随着中美贸易战、科技战的渐次展开，这种观点的受重视程度与日俱增。现在特朗普已经败选，拜登新政尚在酝酿之中，但笔者认为美国会以更理性，更务实和更注重多边主义的理念来调整其外交政策和对华政策，中美关系将如何演变？中美是否真的必有一战，还是可以实现和平和共同发展呢？
张玉来
全国日本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
日本政府最新统计显示，2019年日本农产品出口已经达到9121亿日元（约合86亿美元），实现了连续“七年增”，而且相比2012年（出口4497亿日元）实现了倍增，年平均增幅高达15%。不仅如此，在世界各地，以日本食材或日本食文化为招牌的日本料理店数量已将近16万家，是2013年的近三倍。而且，日本还在加力进行“品牌农业”建设，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探索将传统农业变身为现代产业，从而让农业从濒临绝境中重新崛起。
徐远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金融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当前，中国现代城市化率依然偏低，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发展空间。2016年，中国按照常住人口城市化率已经到了约60%的水平，但户籍人口城市化只有44%左右，近16%的城市常住人口没有城市户籍。根据中国人口基数大、人均资源少的情况，未来中国的城市化率应该是到80%-90%。与此同时，我国大城市率也偏低，与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相比，中国大城市化率还有近一倍的增长空间。从城市的经济密度上来看，我国一线城市和国际大都市比，同样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7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2020年之后，中国的发展条件和发展环境已经出现巨大的改变，中国必须寻求新的地缘战略解决方案。在中国经济现实的发展环境下，最关键的战略步骤就是要在高标准环保的基础上，大规模重启长江经济带的建设，重点推动长江经济带西端的经济发展，使之沿着长江经济带构建一个东西平衡的经济空间，以此对冲外部环境巨变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巨大影响。因此，在畅通国内大循环的背景下，中央对长江经济带发展赋予了新内涵，重心从“大保护”转向恪守生态环境保护基础上的经济发展。对于沿线地方来说，这是需要紧密关注的发展机会。
梅亮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无论是成熟技术领域还是新兴技术领域，应重视并充分发挥我国完备工业体系与产业应用情境的互补性资产优势，通过产业内需求，牵引技术创新由应用端向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领域的创新倒逼，以及跨产业间技术创新资源复用与重组，以创造价值获取与竞争优势转化的条件。如大飞机和高铁等“大国重器”需求牵引的一系列国家重大基础与应用研究计划，工业互联网为基础的组织平台化与生态化创新，以及航空航天空气动力学研究与技术平台对高铁动车组技术创新的跨界应用等。
杨原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以地位动机为主要驱动力的崛起国与霸权国的战略互动近似于 “消耗战”博弈所刻画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崛起国在对抗—让步策略光谱中的偏好由可支配的物质实力对比、决心对比以及实力变化趋势三个因素共同塑造。如果霸权国的遏制没有逆转崛起国对自身未来物质实力发展前景的原有乐观预期，则崛起国倾向于选择让步和合作性政策；如果霸权国的遏制逆转了上述预期，或者霸权国挑战了崛起国捍卫自身重大利益的决心，则崛起国倾向于选择强硬和对抗性政策。
柯马克
第一财经研究院高级学术顾问
要想达到高收入国家水平，中国大概还需要15年的时间。那么从现在来看，中国与那些成功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相比有哪些不同？中国在劳动力市场参与度和实物资本方面表现非常好，但是在人力资本上有些落后。中国在研发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财力和人力资源，但在贸易开放性和监管质量方面比较落后。尽管中国政府效率评级接近成功国家的中位数，但其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却接近不成功国家的中位数。
陆铭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
过度依赖投资曾经导致中国经济在2008年之前的短期高增长，但也造成了结构性扭曲，成为2008年之后经济增长速度逐步下降的原因。因此，中国经济近二十年的增长与波动不是通常市场经济下的经济周期。与此同时，2003年之后一些区域发展政策虽然发挥了缩小区域间差距的作用，但也导致了严重的空间资源错配。可见，地方政府追求的只是局部的短期的增长，而不是全局的长期的增长。未来中国需要通过改革来纠正扭曲和释放制度红利。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