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徐晞
华侨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社会救助是一项对低收入居民或特殊群体给予物质帮助或精神救助的基础性制度安排，需要鼓励社会组织即非营利组织参与社会救助，建立健全物质资金帮扶与心理社会支持相结合、基本救助服务与专业化个性化服务相补充、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相衔接的新型社会救助服务模式从而实现社区精准救助。
金东珠
黑龙江省当代中俄区域经济研究院朝鲜半岛研究所所长、教授
朝鲜进行第四次核试验后，半岛进入新一轮紧张动荡，造成这一局势的原因在于美国的长期打压、朴槿惠解决问题思路的偏差和朝鲜的一意孤行。化解半岛危机应主要由朝美韩三个当事国承担，美国要主动承担主要责任，不要为一己而害人；韩国要改变思路上的偏差处理好与中美的关系；朝鲜要正确估计自己的国际地位，寻找科学的发展之路。中国要有所作为，着重增强自己的综合国力。
吴冠军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现代西方民主发源于古希腊城邦，最著名的典范是公元前五世纪到公元前四世纪的雅典。雅典在其鼎盛时期拥有具投票权的公民约四万人。现代西方民主在古希腊城邦生根发芽，恰恰因为那里有相对较少的人数和高度同质化的文化，属于一种“面对面社会”，或者说那是“共同体”而非“社会”。当今世界的民主国家，公民几乎都是由彼此完全陌生的、数量动辄几千万甚至上亿的个体以“外部性”关系的方式组成的。这便导致了现代西方民主的两个结构性困局:(1)每个个体的一票无足轻重;(2)存在结构性的可能性，投票结果会威胁到社会团结乃至稳定。
沈定昌
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研究领域:朝鲜语和日朝两种语言的比较研究,著有《日韩实用对照语法》等
虽然朝核问题主要责任在于朝鲜破坏半岛无核化局面，但是美国基于其全球及亚太利益考虑而采取的对朝鲜政策，不仅不利于促进半岛以至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反而成为导致半岛危机不断升级的重要因素。美国的朝核政策不利于半岛无核化进程的推进。
李相万
韩国庆南大学远东问题研究所教授
部署萨德的负面影响将日益凸显:一是它并不能减少朝鲜的安全威胁，反而有可能刺激朝鲜而使得韩国更加不安全；二是中韩关系将因此严重受损，两国政治、经济、人文交流与合作必将受到冲击；三是东北亚地区将可能再次回归到两极对立状态，朝鲜半岛的安全困境将日益深化。
尤淑君
浙江大学历史系,研究领域:明清政治文化史、礼制史、对外关系史,著有《名分礼秩与皇权重塑:大礼议与嘉靖政治文化》等
本文作者从后冷战时代朝鲜半岛的地缘政治变迁入手，指出东北亚的冷战格局并未伴随苏联解体而终结。由此，尽管韩国采取手段，削弱欧美国家对本国的政经势力，却始终无法摆脱美国的影响。也正因如此，韩国明知自己被当成“马前卒”，却不得不屈从美国施压而放弃本国利益。
毕文锐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马俊峰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研究领域:价值论、社会发展理论,著有《评价活动论》等
马克思把社会看作是一个有机体，不是说只有某个社会、某个社会整体才是有机体，实际上不仅所有社会都具有有机体的特点，而且构成社会的家庭、企业、阶级、民族等等都是如此，经济、政治、文化现象也是如此。
李国峰
上海交通大学韩国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助理教授
2017年2月27日韩国宪法法院就总统朴槿惠的弹劾案进行了“最终庭审”。最终审判结果将于近日作出，即“是否弹劾朴槿惠总统”。如今，宪法法院的判决只需根据“法律与原则”进行下一程序即可，但韩国的政局甚至是整个社会都已陷入了混乱不堪的局面中。这让人不能理解，到底问题在哪里呢？
任远喆
外交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副教授
目前，东南亚地区秩序出现了中美东盟“三足鼎立”的局面:中国提供“一代一路”“亚投行”等经济上的公共产品，美国逐步强化军事安全体系，而东盟则发挥着地区机制和规范的“引领者”角色。特朗普上台后，美国东盟关系面临着新的不确定性。稳定的中-美-东盟三边关系符合各国的共同利益，有助于东南亚地区建立新的秩序。
陈继勇
武汉大学美国加拿大经济研究所所长
刘卫平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兼职教授
1月20日特朗普就任第45任美国总统，从他竞选时提出的“让美国重返安全时代”“让美国人有工可做”和“让政府重新为人民服务”的三大治国政策框架，到他提出的“退出TPP、TTIP”“中国是汇率操控国”和“对中国商品征收45%的关税”等竞选策略，可以看出其“地缘政治”与“贸易保护”的收缩策略，这些政策对美国经济、全球经济和中美经贸关系有何影响？我们如何应对？
张维为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研究院院长、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著有《邓小平时代的意识形态与经济改革》等
中国1978年以来的经验表明，检验一种政治制度质量的最终标准应该是看其能否实现本国人民所认可的良政善治。所谓“民主还是专制”的范式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已显得非常空洞。中国的经验最终可能带来一个极为重要的范式变化，即从所谓“民主还是专制”范式转为“良政还是劣政”的范式。“良政”可以是西方的政治制度，也可以是非西方的政治制度，同样，“劣政”也可能是西方的政治制度或非西方的政治制度。中国人认为内容实质优先于程序形式，在寻求内容实质的过程中，会逐步产生符合一个国家传统和国情的程序形式。
毛崇杰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研究领域:美学,著有《20世纪西方美学主流》等
奠基于移动通讯与互联网的迅捷发展，以微信和微博代表的微文化，正冲出权力与资本的禁闭和招安，带着从全球与本土提出的问题意识，以人文思考探寻某些价值共识，开启了后启蒙的微时代，并形成一种指向社会变革的文化政治，历史理性将之提升到批判高度择途前行——明白我们“在哪里”，并知道我们“往何处去”。
唐皇凤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研究领域:国家治理与公共政策、县乡基层官员的行为模式与行动逻辑、公民政治心理与行为、以及转型中国的政治稳定与政治秩序等,著有《社会转型与组织化调控:中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组织网络研究》等
赵吉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研究生
我国政治发展的实践经验表明，在现代民主法治的制度框架下可以有效嫁接贤能政治的有益成分，这种区别于传统贤能政治的新贤能政治在中国既有相对稳定的制度和文化土壤，又具有相对成熟的制度设计和运作经验。提升我国国家治理的科学化和理性化水平，彻底实现贤能政治的现代转型，需要不断推进干部选拔民主化以保证“选贤任能”。
张福贵
吉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研究领域:鲁迅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与文化、中日比较文学等,著有《惯性的终结:鲁迅文化选择的历史价值》等
国家和民族危亡之际，民族主义思想可以凝聚人心，具有现实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然而，愈是在这样一种情境下，世界主义思想才愈是不可或缺的。这不仅体现出一个民族的胸怀和视野，而且也决定着民族性格的构成和文化发展的方向。相反，拒斥世界主义，偏执于民族主义，最后伤害的恰恰是民族本身。
刘悦笛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研究员
当今中国所需要的就是这种理性化、有节制的的民族主义，极端的、情绪化的民族主义的确危险至极。这从当今因钓鱼岛而对日、因南海问题而对美“速求一战”的民间民粹主义呼声当中即可得见，它总令人感到隐隐的不安。实际上，国强并不等于民富，中国人过上“好日子”还不到十年，这样就被拉上激进民族化的快行道定要付出惨重代价。
马博
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助理研究员
“2035宏愿”是文莱提出的国家发展战略，有着维护其国内政治稳定、加强地区安全，实现经济多元化和打造区域经济中心的多重考量。在发展中文两国关系上，“一带一路”倡议和“2035宏愿”的战略对接得到了两国最高领导人的肯定，并且有望在基础设施建设、科技、农业和第三产业领域展开广泛的合作。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