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唐皇凤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研究领域:国家治理与公共政策、县乡基层官员的行为模式与行动逻辑、公民政治心理与行为、以及转型中国的政治稳定与政治秩序等,著有《社会转型与组织化调控:中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组织网络研究》等
赵吉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研究生
我国政治发展的实践经验表明，在现代民主法治的制度框架下可以有效嫁接贤能政治的有益成分，这种区别于传统贤能政治的新贤能政治在中国既有相对稳定的制度和文化土壤，又具有相对成熟的制度设计和运作经验。提升我国国家治理的科学化和理性化水平，彻底实现贤能政治的现代转型，需要不断推进干部选拔民主化以保证“选贤任能”。
张福贵
吉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研究领域:鲁迅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与文化、中日比较文学等,著有《惯性的终结:鲁迅文化选择的历史价值》等
国家和民族危亡之际，民族主义思想可以凝聚人心，具有现实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然而，愈是在这样一种情境下，世界主义思想才愈是不可或缺的。这不仅体现出一个民族的胸怀和视野，而且也决定着民族性格的构成和文化发展的方向。相反，拒斥世界主义，偏执于民族主义，最后伤害的恰恰是民族本身。
刘悦笛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研究员
当今中国所需要的就是这种理性化、有节制的的民族主义，极端的、情绪化的民族主义的确危险至极。这从当今因钓鱼岛而对日、因南海问题而对美“速求一战”的民间民粹主义呼声当中即可得见，它总令人感到隐隐的不安。实际上，国强并不等于民富，中国人过上“好日子”还不到十年，这样就被拉上激进民族化的快行道定要付出惨重代价。
马博
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助理研究员
“2035宏愿”是文莱提出的国家发展战略，有着维护其国内政治稳定、加强地区安全，实现经济多元化和打造区域经济中心的多重考量。在发展中文两国关系上，“一带一路”倡议和“2035宏愿”的战略对接得到了两国最高领导人的肯定，并且有望在基础设施建设、科技、农业和第三产业领域展开广泛的合作。
张亚冰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自2015年夏天以来，数以百万计来自叙利亚、阿富汗及伊拉克等国的难民涌人欧洲各国，形成了二战以来世界上最大的难民潮，对欧洲一体化建设和欧盟的影响、冲击之大远甚于希腊债务危机和英国脱欧，以至于连在欧盟中经济上垫底、鲜有难民申请避难的保加利亚都如临大敌，专门修改法律，派出军队协助边防警察守卫边境。
洛朗·雅弗洛
巴黎第一大学哲学系主任、教授
在现有的状况下，宽容会受到双重的批评：一方面，主张多元文化主义的人们会认为，多元文化主义者批评宽容原则忽略了群体利益而把它视为不同于个人权利的无足轻重的事情；另一方面，宽容的维护者则认为，多元文化主义会使多元文化主义者打着维护群体利益的旗号，威胁个人自由。
樊春良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研究员,研究领域:科技政策、科学与社会,著有《全球化时代的科技政策》等
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职已一月有余，其科技政策仍然很不明朗。科学界对此既有批评，又有期待。特朗普在竞选期间的言论，直接涉及科学技术政策的并不多，但就业、税收、教育和贸易等政策中涉及到的一些科技政策问题，已经引起科学界忧虑，如高技术移民、气候变化和能源等议题。
万劲波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领域:科技战略与规划、绿色创新与可持续发展,著有《创新发展的战略预见》等
创新共同体建设不仅助力中国“打造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开放的全面开放新格局”，也有利于提升中国在周边和沿线国家的亲和力与国际影响力。中国在深化与美、日、欧、俄等世界科技强国合作的同时，正在务实推进“一带一路”科技合作，以全球视野来谋划和推动国际科技合作。
叶隽
同济大学特聘教授、文化史与文化哲学博士生导师、人文学院院长,研究领域:德语文学、中西文化关系史、学术史、思想史,著有《德语文学研究与现代中国》等
从根本上看，世界文明结构是“二元结构”，即东方—西方的二元关系，二元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不断发生接触、矛盾、冲撞乃至战争的动态过程，但总量应是“能量守恒”，说到底这种一种“侨易二元关系”，即二元之间始终存在着阴阳两者之间的互生互动。如果我们建构起一个基本的运作模型，即“球型结构的二元占位”的话，那么在这样一个立体型的地球圈中，二元核心位置是始终存在的，能否达到二元关系的适度占位，并且使之尽可能维持平衡，则在于是否能合理地开出第三维。
陈宪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深圳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地的主要前提条件是什么？是在改革开放的大前提下，大量移民涌入深圳。移民对于创业创新的渴求、热情，是毋庸置疑的。有人愿意移民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也能够接纳移民，就为创业创新生态圈带来了主体，硅谷、硅溪都是如此，深圳也是如此。这里面告诉我们的经济学道理很简单，那就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以要素自由流动为前提，其中以劳动和人力资本要素流动为首要。
李巍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美国国际经济政策、中国经济外交,著有《制衡美元:政治领导与货币扩张》等
当前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由于特朗普的上台，正步入异常危险的“金德尔伯格陷阱”。中国要破除这一陷阱，就不必过分强调“中国特色”，而应积极参与和主导全球经济治理，将“中国特色”转型为“全球理念"，实现”资金“”制度“和”思想“三位一体的公共物品供给。
林辉煌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副研究员,研究领域:基层治理、医疗改革
用“悲剧”来形容我们今天的医患关系，似乎一点都不为过。一方面患者抱怨“看病贵、看病难”，认为自己付出大量的就医成本却没有得到良好的医疗救治；另一方面医院和医生因为频繁发生的伤医事件而惴惴不安，声称自己才是真正的弱势群体。在医生与病患之间，似乎只存在彼此的不信任与无休止的冲突。
释清仁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战略部研究员
战争问题是军事上的首要问题，战争决策问题事关大国兴衰的进程。近代以来，大国在战争手段的选择运用上，既有一些成功的经验，也有不少失败的教训，值得后人思考和借鉴。
钟飞腾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研究领域:国际政治经济学、对外直接投资、东亚与美国,著有《管控投资自由化:美国应对日本直接投资的挑战(1985-1993年
等
与流行的看法不同，中国不仅没有削弱东盟，反而不断强调支持东盟的中心地位，并且在南海问题上强调和东盟一起发挥稳定地区局势的作用。中国之所以这样做，除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构建稳定的周边环境需要之外，也是向外拓展海洋势力的需要，中国的基本主张是以陆制海。此外，随着东盟在平衡地区外势力中的地位上升，中国也倚重于东盟来抗衡外部力量对地区稳定的破坏。
张玉国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国际政治研究所副教授,研究领域:日本政治、东北亚区域政治
特朗普政权将如何改变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已成为检验美国大战略的试金石。特朗普政权的亚太战略的调整，不只是一个简单的亚太治理方式、方法的变革问题，而是一个关乎美国霸权逻辑和战略理念转变或转向的问题。
黄凤志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吉林大学国家治理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研究领域:信息化与当代国际关系、东北亚地区国际关系,著有《当代国际政治问题析论》等
刘瑞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美南海航行自由纷争的本质是海洋霸权国与新型海洋强国在南海战略矛盾和战略利益的竞争,其法理诱因是双方对航行自由原则的认知分歧,也是美国理想主义“海洋自由”传统和实用主义“航行自由计划”的延续。中美“南海航行自由”问题的不断发酵对中国海洋军事安全,海洋战略空间的拓展以及海上崛起的舆论环境造成严重影响。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