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张浩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领域:认识论和思维发生学,著有《思维发生学》等
农民的土地认知有如下内容: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集体和个体同时享有土地支配权；国家有需要时可以在征求农民意见的基础上征收土地但是在使用后应将土地归还给农民或者至少在处置时征求农民意见｡这一认知与国家现有政策法规不相吻合认知的形成则与新中国建国以来的独特历史进程紧密相关｡
张国清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研究领域:西方政治哲学、西方政治思想史和当代西方政治思潮,著有《社会治理研究》等
何怡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理论博士生
近年来西方社会的治理危机本质上是西方基本社会制度危机，其中民主政治体制失范，市场经济发展乏力，多元文化矛盾激化，民族分离主义兴盛，地方政府挑战中央权威，地方和中央关系陷入困境，以及在国际关系上一些新兴国家挑战西方霸权而导致全球治理难题，是这场危机的典型表现。
燕继荣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研究领域:政治学理论、中国政治发展等,著有《现代政治分析原理》等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国家治理及改革的任务再次将政治学的重要话题——现代国家构建的命题提上日程。国家治理的目标就是要让人民幸福、社会和谐、国家富强。人民的自由、民主和福利是人民幸福的保障；社会发展的多元化、自治化及相互宽容自律，是社会和谐的基础。
燕继荣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常务副院长,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副院长
打破制度单一供给格局，建立多元供给结构，实现政府机制、市场机制、社会机制三种机制的有效配合，实现党政军民社企的协同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努力的基本方向。而当下中国政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所做的努力，对于未来中国的发展至关重要。
赵宇新
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
新加坡在社会治理和社会风险防控方面一直在世界范围内享有盛誉，为一些国家所效仿。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化和国际格局的变化，新加坡经济增长放缓，由此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给社会风险防控埋下隐患。中国在学习新加坡经验的同时，还须时刻保持理性检视的警觉态度。
于宏源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比较政治和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研究领域:国际组织、能源和环境外交,著有《环境变化和权势转移:制度、博弈和应对》等
国际能源竞争一直伴随着整个国际体系的演进历史。世界能源供应链是否连续而完整、价格的波动能否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等能源安全问题不仅关乎着国际能源安全体系未来的发展态势，也关乎着能源消费大国和生产大国的切身利益。目前，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步入经济转型调整期，既要注重改善能源安全环境，又要掌握全球治理中的制度性权力。
邓国胜
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副院长、教授,研究领域:NGO、社会管理与社会创新、绩效评估等
互联网公益的兴起对整个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意义，可以从宏观层面和行业格局来理解。在宏观层面上，利用网络捐款手段所具有的便捷性，可以带动公民主动参与公益慈善事业，弘扬爱心，弥补市场经济存在的缺陷，而这恰恰是发展公益慈善事业的根本与关键。
陶传进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研究领域:非营利组织管理、公民社会、社会公益,著有《社会公益供给:NPO、公共部门与市场》等
法律法规、相关政策的出台和网络公益平台资质的认定，引发了公众对公益慈善事业的极大关注和热烈讨论，对许多议题争论的背后，透露出公众对公益慈善事业发展仍存在认识误区。
林坚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研究生导师,研究领域:科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文化哲学、企业文化等,著有《从书海到网路——科技传播的演进》等
柳亦博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研究员
在我国倡议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时，跃入人们视野的除了合作所带来的收益之外，相伴而生的是行动可能引致的风险。这些风险既包括国家层面的风险，也包括企业组织层面和公民个体层面的风险。因而，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进程中，理解、发现并及时处理隐匿其中的诸种风险，对于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所有成员国都有所助益。
曹波
大连外国语大学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研究中心副主任、文化传播学院教师
资本主义国家在当今时代几乎成了发达国家的代名词。这些国家的社会管理模式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摸索和调整之后也逐步成熟。然而，近些年来西方国家频繁出现的社会治理危机问题，却再次引发了人们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管理模式，乃至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关注和思考。
季乃礼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研究领域:中外政治学说和政治心理,著有《政治心理学导论》等
吕文增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2015级博士生
在传统媒体时代，治理的危机主要在于政府与市场的利益交换，使治理变成了精英之间的一种游戏。但在自媒体兴起以后，政治精英实现了与民众之间的直接对话，治理也因此容易走向两个极端，从而产生危机：一是民众被领导的言论所蛊惑，导致领导专权；二是领导容易受民众的情绪影响，容易走向民粹主义。
高尚涛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教授,著有《国际关系的权力与规范》等
1952年伦敦爆发以严重雾霾污染为特征的“大雾事件”后，英国政府开始强力治理雾霾。一是全面推进以减排为主的空气治理法律体系建设并严格执法，二是国家出台推动全社会低碳减排的政策措施，三是在技术层面大力推动能源结构调整和抑制燃油机动车发展等。伦敦治理雾霾的经验做法对北京市治污减排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褚松燕
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政府创新与公众参与、协同治理、社会组织管理政策
担当是与公共职位相联系的履职责任，应当是官员的一种必备精神，但官员的担当精神需要有以利益为出发点的现实基础和时空环境。需要避免仅从精神和原则层面要求官员有担当，而是从实操性制度和支持性民情角度形成官员有担当的可持续性。
桑玉成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研究领域:政治学理论、行政管理学、国际政治,著有《国家公务员制度概论》等
周光俊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
在组织管理中，要有效解决组织管理中的“责任虚化”问题，需构建科学合理的权责体系，从良好权责体系的一般要素出发，科学合理地分化和分解权力，健全和完善组织管理制度。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将已经建立的领导制度和决策制度落到实处。
靳永爱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讲师
目前，中国的死亡水平处在比较恒定的状态，生育水平是决定未来人口走势、塑造未来人口结构和形态的最重要力量。而生育水平的变动趋势又依赖于人们的生育意愿水平。在当前，有必要依靠国家力量建立一套完善的、系统化的家庭政策支持体系，创造生育友好型环境。
许善达
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联办财经研究院院长,著有《马克思主义和报酬递减律》等
现在迫切需要我们研究的是“未来还会有什么新的重大的变动？”我认为，这个新的重大变动主要是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的涉华经济政策。有4条是大概率事件，需要我们好好研究并做好应对。第一条是美元升值。第二条是贸易战。第二条是贸易战。第三条是特朗普要让制造业回归美国。第四条是特朗普准备把他的企业税从30%多降到15%。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