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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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福林
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院董事局执行主席,研究领域:政府转型研究,著有《第二次改革》等
以简政放权为重点的政府改革在释放改革红利、促进经济转型、应对经济下行压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从近年来食品药品监管等问题可以看出，监管转型仍比较滞后，与扩大内需、拉动消费的现实需求和广大社会成员的期盼有着较大差距。监管转型较为滞后的深层次矛盾在于监管体制改革滞后。加快推动监管体制转型，成为“十三五”时期纵深推进简政放权改革不可回避的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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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连起
会计审计学家、资深注册会计师,人文会计首倡者与践行者。财政部会计标准战略委员会委员、财政部内部控制委员会委员、财政部管理会计咨询专家、最高人民检察院特约检察员、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特邀高级研究员
新动能长一分，中国经济效益长一寸。传统动能改造提升和新动能发展空间很大，但新动能成长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顺利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离不开全面深化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变，政府治理经济的模式也要相应改革，特别是要着力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创造公平竞争和有助于优胜劣汰的市场环境，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使企业得到更快发展，让新经济新动能脱颖而出、茁壮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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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智雷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人口与健康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
家庭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在我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更是带来大量的劳动力异地迁移，流动人口离婚率高会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冲击着传统家庭和婚姻，导致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增加，阻碍城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更不利于其子女教育和成长，因就业流动而引致的离婚大大提高了留守妇女和留守儿童陷入贫困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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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义桅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欧洲问题研究中心/欧盟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主任,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出版专著:《世界是通的——“一带一路”的逻辑》、《一带一路:机遇与挑战》
周边是“一带一路”早期收获的首要地区。丝绸之路精神在周边的落地体现在“亲诚惠容”外交理念上。共建“一带一路”，让周边外交有了抓手。中国希望与周边国家家共同努力，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快沿边地区开放，深化沿边省区同周边国家的互利合作，塑造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巩固和扩大我国同周边国家关系长远发展的社会和民意基础，更好地培育周边国家间的命运共同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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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约瑟夫·奈
哈佛大学杰出服务教授
戴维·韦尔奇
加拿大滑铁卢大学政治学教授
翻译:张小明
北京大学
目前世界上有将近200个国家，这些国家的人民要求维护国家的独立、保持其独特的文化和使用自己的语言。实际上，民族主义和建立独立国家的愿望，不仅没有消失，而且还变得日益强烈起来。在新的世纪里，国家的数量不会减少，而且很可能还会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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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忠信
杭州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研究领域:中国近代法制转型、中国法理学说史、中西法律文化比较、台湾法及两岸关系法律问题,著有《一国两法与跨世纪的中国》等
移植的法制悖逆民族伦理或民族精神的事例，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即使是“反封建”的立法也应该考虑民族大众的心理，考虑立法的可行性或可接受性，考虑民族伦理或民族精神在该具体民事关系上的轻重厚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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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蕴岭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学部委员,著有《世界经济中的相互依赖关系》等
东盟50年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取得进步的过程，它所创建的“东盟方式”有别于欧美的思维方式和制度设计，体现了亚洲的思想、文化精神，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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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晨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
在后冷战时代的世界舞台上，欧盟的外交政策常被认为充满着“理想主义”色彩这主要源于欧盟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ism）理念，即人类的福祉不是由地理方位或文化区域决定的，国家、种族或是别的区别不应成为那些满足人类基本需求的权利和义务的限制，所有人都应受到平等对待和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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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鸣
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常务副所长、博士生导师,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室主任,朝鲜半岛研究中心主任。其主要研究方向是国际关系理论、美国对东亚国家的政策、朝鲜半岛安全及其与周边大国关系。
我们低估了朝鲜发展核武的决心。六方会谈成果不大的症结，在于朝鲜实际不愿意通过这种会谈来解决问题。朝鲜只是通过外交行动，释放外交烟雾弹迷惑中国、美国和其他国家，掩盖了其继续发展核武器的计划。即使在六方会谈期间，朝鲜要发展核武器的目的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只是考虑到外界压力，特别是考虑到中国对它的一些压力，也考虑到發展核武器可能需要更长时间，它需要一定的外交缓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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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亚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
在我国服装企业经营业绩遇冷的大环境下，海澜之家却逆市上扬，在这样的背景下，探讨海澜之家的“突围”之道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主要从商业模式，产品、服务与终端建设，品牌推广等三个方面，解读海澜之家的创新与“突围”之道，希望能为我国服装企业提供一些借鉴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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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爱平
上海市人民政府政策研究发展中心博士后
“法不禁止皆自由”拓展了权利，具有宪法学意义，但《宪法》地位不明。本文以负面清单为例，运用诠释学方法，明确负面清单的“法不禁止皆自由”的构成要素包括禁止“什么”、“谁”自由、“何种”自由，理论前提，其局限性包括“禁止”的验证标准模糊和不确定性，“禁止”的程序性或形式性问题，自由存在内在权利界限，外在环境限制，文章借助利益、价值分析的价值衡量工具，探讨“法不禁止皆自由”的宪法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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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群艺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博士,副教授
实际上，日本与欧盟早在2013年3月就开始了贸易谈判，但其谈判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欧盟方面都无优先度。日本自然最想推进的还是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而欧盟则更为关心TTIP(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可以说是美国新政府贸易政策的转向，将原本不被看好的日欧EPA推到了谈判双方的桌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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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晓中
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
虽然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开展全面合作在先，“一带一路”这个战略倡议提出在后，但中东欧国家无一例外地都在“一带一路”建设的框架内，我们既有了“16+1”的合作框架，又有了“一带一路”建设的基本框架，我们今后在同中东欧国家合作的过程中，到底应该在哪一个框架内开展呢？我们知道，欧盟反对“16+1合作”，所以我们不在有关“一带一路”建设的公开场合下称“16+1合作”为我们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当中的合作机制。如果我们在“16+1合作”上能够取得成功，它对未来中国“一带一路”建设会是一个经验性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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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纪周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在当今世界正处在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的情况下，探讨欧洲形势对国际格局的影响，需要在国际格局的视野下敏锐观察、深入剖析欧洲政治风向的变动以及欧盟外交战略的调整等，对于中欧关系未来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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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晏卓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欧盟内部成员国对英国脱欧面临两难抉择，而不同国家之间的安全防务优先不同更加剧了这一抉择的复杂性。一方面，欧盟国家希望采取强硬政策慑止其他国家步英国后尘；另一方面，从实用主义角度这些国家又不可能摒弃英国这个重要的安全防务伙伴。对于欧盟以外国家脱欧对其安全防务造成的影响不大，其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加强与英国和欧盟国家的双边合作，在英国与欧盟之间找到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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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令良
生前为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奖励计划”特聘教授,欧洲联盟让-莫内讲座教授,WTO争端解决机构专家
朝鲜核试验的非法性与联合国安理会第1718(2006)号决议的合法性，在国际法律依据上具有同源性。虽然在禁止核试验和不扩散核武器这一专门领域已经制定了多项条约，但是这些最直接的特殊法都难以用来作为证明朝鲜核试验之非法性的法律依据。根据国际法院确立的“公开”和“意图”标准，六方《联合声明》作为证实朝鲜核试验为违法行为的法律依据也似乎显得牵强。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