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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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宏观经济与政策跟踪》课题组
如果从2007年的次贷危机爆发算起，2017年已经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十周年。中国在应对金融危机的十年中，事实上在全球经济中所占的地位得到了加强，这也应该归因于应对政策的有效性，值得进行认真地归纳和总结。而金融危机以来，尤其是近些年来国际全球经济国际地缘政治冲突不断加大，经贸冲突概率不断上升，这些问题又是我们在金融危机十周年时必须清醒认识的问题，我们还远远没到可以放松神经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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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奕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助理教授,研究领域:风险管理、小额保险、医疗保险
2016年，我国农民工总量已达到2.82亿，据不同学者不同口径的估计，农民工对我国GDP的贡献率高达16-24%。而其特殊性也很突出——他们是我国二元城乡结构下的特有产物，在社会保障、就医置业、子女教育等多方面存在客观的壁垒，时而引发社会关注。一个农民工常常代表了整个家庭的指望。农民工因其职业特点往往面临着比一般人群更高的意外伤害、工伤、疾病和死亡等人身风险。如果无法得到合适的风险保障，那么一旦发生事故，则很容易造成整个家庭致贫、返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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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新宇
河北农业大学商学院
魏加威
河北农业大学商学院
特色小镇是新型城镇化的产物，依托特色小镇发展小镇经济与脱贫攻坚相结合在扶贫开发过程中具有显著优势。邯郸市馆陶县是河北省贫困县，自2014年以来，该县积极探索特色小镇建设与扶贫开发相融合，以产业兴镇、文化提升、生态改善为高度融合的农村就地城镇化新路径，走出一条特色小镇与脱贫攻坚统筹推进的成功之路。本文在充分调研基础上，总结具有特色的“馆陶经验”：因村制宜发展特色产业、财政资金撬动社会资本、依托美丽乡村建设、夯实基层政权发挥村民主体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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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穗生
美国丹佛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终身教授、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研究员、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委员,著有《权力的设计》等
国际秩序的改革者有三种不同的形势，一种是革命的，要把游戏规则整个改变，在这体系当中的地位加以改变。第二种是要改变的是是游戏规则。第三种要改变的只是它在国际体系当中的地位，而不是游戏规则本身。中国是第三种，也就是说中国在现存的国际秩序当中要改变的不是游戏规则，因为中国还是游戏规则的受益者，要改变的是中国在游戏过程当中的地位、代表权、发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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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小骏
香港大学副教授、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
中国共产党在社会经济大变革时代牢固维护政权安全和政治稳定，关键在于能够以高度适应性和学习能力顺应时代变化，在治国理政中有效掌握并平衡运用国家弹性和刚性两个方面的力量，并通过不断对内观察分析和对外学习吸收来进行适应时代要求的调适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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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令伟
爱思想专栏作者
虽然进入2017年在中央的强力调控下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出现了一些好的迹象，一二线城市的房价有所遏制和稳定，并推出发展租房业、共有产权住房、租售同权等一些新政策，但这是远远不够的。“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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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锋
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著有《人权与国际关系》等
近年来，朝核问题出现了显著恶化的趋势。朝鲜加速核能力开发的现实与国际社会追求和实现朝核问题外交与政治解决进程之间的矛盾日益严峻。如何打破朝核问题僵局？如何面对朝鲜“非法拥核”的事实？这些问题都前所未有地摆到了国际社会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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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鲁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研究领域为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收入分配、市场化改革等,著有《灰色收入与国民收入分配》等
未来有几种可能性，我先说最差的可能性：最差的一个可能性是各方面的政策基本上维持现状，但是不去杠杆，还按照过去十来年杠杆率迅速上升这样一个趋势来考虑，那么我们得到的结果是，未来经济不能保持中速增长，增长率会不断降低，到2030年这期间，经济平均增速可能会降到3%。也就是说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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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元竹
国家行政学院社会与文化教研部副主任;研究领域:社会发展政策、公共政策,发展战略。
在新一轮的国际竞争中，尤其是美国与中国在新技术领域展开的竞争，我国绝不能因政府自身改革和创新不够，而影响全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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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小君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副主任、博士生导师、教授
钟震
中国人民银行副研究员
本轮金融危机后，德法两国主导的欧盟在巴塞尔委员会话语权日益提升，发展中国家也迅速崛起，严重危及了美国原有领先地位；面对内外交困，美国改变策略，开始实施第四轮金融监管规则的演变；面对新一轮国际金融监管规则的重塑，我国既无法回避和反对，又不能完全亦步亦趋，唯一的办法是充分利用各类资源和平台，寻求破局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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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美雄
福建省统计局普查中心副主任,福建省高校智库区域特色发展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当前人类的发展已步入知识经济时代，由工业文明迈向知识经济文明。全球经济正由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演变，中国的发展也由工业主导走向服务业主导。当前，中国的发展已站到新的历史起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把服务业化纳入现代化重要组成部分恰逢其时。中国对现代化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即从“四化”发展到“新四化”，再到“新五化”，建议中央把“新五化”升级为“新六化”，即服务业化、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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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丙奇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发展我国农村教育，应该转变升学教育模式。升学教育模式不但影响地方政府配置教育资源，从而影响教育均衡发展；还影响到每个家庭的教育选择，因为他们也会以升学为目标来规划子女的学业发展。要求改革教育评价体系，同时取消教育和人才评价领域的歧视性政策，促进各类教育平等发展，消除学校的等级身份，破除人才评价中的唯学历论，切实转变地方政府配置教育资源的模式，转变基础教育的升学教育模式，关注学生的生活、生存教育，提高学生的整体能力。事实上，这不仅是农村教育的问题，而是我国整体教育的根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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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逸
复旦大学网络空间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国家网络安全战略、全球网络空间治理、网络外交、网络舆情等。
2017年9月16日，中国网络安全宣传周（上海站）的系列活动拉开帷幕。在此之前，相关部委出台了管理以比特币交易平台为典型代表的代币交易平台的相关规定，一如网络安全宣传周的主题所指出的那样，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关于交易平台管理的规定以及由此引发的讨论，从侧面揭示了落实总书记419讲话精神，推进网络强国建设面临的艰巨挑战，以及存在的创新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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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秋云
华中科技大学三级教授,研究领域:社会-文化人类学、乡村社会学、文化社会学、社区建设,著有《核心与边缘》等
魏巍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华中科技大学城乡文化研究中心
马媛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华中科技大学城乡文化研究中心
本文通过对贵州六个少数民族乡村景观社区的实地调查，运用景观社会建设和福柯的规训权力理论，从物质、制度、观念三个层面详细分析和阐释了以县市政府下属相关机构及乡镇政府为代表的国家力量在乡村景观社区建设中对乡村居民日常生活方式和观念的规训过程及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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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志斌
上海社会科学互联网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伴随产业的巨资投入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人工智能技术必将在各国、各领域得到快速应用。未来数十年，人类的生产、生活也必将因为人工智能而重新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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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雪峰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领域:乡村治理、乡村建设、农村社会学、政治社会学,著有《新乡土中国》等
从村庄结构上看，当前中国村庄可依据经济发展水平与历史文化差异进行两个维度的类型划分。历史文化的维度是指在数千年历史中形成的村庄文化与结构的差异，这样一种文化与结构的差异既与历史偶然性有关，又与经济地理等因素有关。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