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马晓河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城乡二元结构改革特别农业农村改革推动者之一。
我国已经跨入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还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中间区域，顺利迈向发达的高收入阶段需要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新旧增长动力有序转换，培育发展新动能。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着眼消费引领和供给创新，引领产业向中高端化提升，着力加快体制机制改革，打造制度供给新引擎。
罗伯特·卡普兰
美国《大西洋月刊》记者,新美国安全中心高级研究员、欧亚集团高级顾问。他也是将于明年出版的《马可波罗世界的回归:二十一世纪的战争、战略和美国利益》的作者
美国的道德目标也在减少。美国人是否愿意继续维护欧洲和亚洲的自由秩序——正如他们在过去70年所做的那样——现在变得愈发可疑。 虽然美国的民主制度蓬勃发展，并在印刷时代（print-and-typewriter age）成为世界的光辉典范，但这种辉煌是否能延续到数字时代（digital-and-video era）仍是一个未知数。确实如此，在当下时代，美国的民主制度与其说是一种激励，毋宁说是一个空中楼阁。
周其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研究领域:产权与合约、经济史、经济制度变迁理论、企业与市场组织,著有《发展的主题--中国国民经济结构的变革》等
新经济这个“新”，它不会从天而来，它是创出来的。中文中的“创新”，有行动的意思。中国创新这个口号已经非常响了，但还需要我们实业界、产业界、投资界，真正把创新当一回事！中国高速增长，30年来的经济，如果没有创新驱动把成本的特性改变，那会重新陷入一种困境。这些条件都不缺，这么多创新公司，一代代新大学生、研究生投入到经济中，以此来推进中国经济长期增长。
沈桂龙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在流量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目前我们还没有对这两个指标给予足够的重视。由于转口贸易和离岸贸易可以促进航运业发展，增加就业，提高当地税收收入，因此，这两个指标对于贸易发展和经济健康是非常有益的。从上海建设国际航运中心的角度看，到岸货物流量与离岸的贸易货物流动，都有利于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
王德福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后
农民是讲实惠的，再怎么新奇美好的东西也得变成被他亲身感知的事实才能被认同。遗憾的是，社区建设和土地流转暂时都没能通过检验。让村民觉得幸运的是，那些“失败”都发生在别的村。免于折腾何尝不是作为一个普通村的幸运。几百万个免于折腾的普通村又何尝不是中国的幸运。为数以亿计的农民提供安稳的幸福既是一种战略胸襟，也是起码的人道主义。
冯文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研究领域包括人口问题、医疗健康、农村发展和城镇化等
张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研究领域为资源与环境政策、国民经济学
葛延风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部长、研究员;研究领域为社会保障、劳动就业等
当前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总体依然处于高位，转型期的到来使收入分配差距应对变得更为复杂，处理不当极有可能导致既有的收入分配差距进一步扩大。近期的工作重点，是抓住核心政策，使既有的收入差距不再扩大。在此基础上，通过逐步实施有利于收入差距缩小的政策，在远期使收入差距回归合理区间。此外，持续的社会流动是一个社会良性发展的基本动力，如果成员社会流动不畅，就容易形成阶层固化，扩大群体间收入差距，破坏社会公平，威胁社会长期稳定发展。转型期促进社会流动的具体政策，需要从教育、就业和住房三个重点领域入手，进行关键政策选择。
许耀桐
国家行政学院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政治学原理和方法、政治体制改革、政治文明与民主政治发展
今后行政体制改革应当紧扣时代主题，明确经济新常态下行政体制改革的思路，协调各方利益，除继续深入推进简政放权、深化放管服改革外，还要统筹中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
何扬飞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当前一些地区农村老年人宗教信仰现状呈现出信教途径集中、受文化程度和健康状况影响大等特点，对信教老年人的精神满足、村庄的公益事业有推动作用，但也面临着信教老人比例高、老年人村庄治理参与度不高的状况。这些问题需要进行分析和正确对待。
沈怀兴
宁波大学教授,研究领域:汉语词汇、语法及语言理论,著有《汉语商论》等
怎样看待纯语言研究的语言学发展趋势？这个问题亟待研究。提倡纯语言研究是可以理解的，但要有正确揭示语言本质的语言观。在不具备这一条件的情况下从事语言研究，既不能机械地回避政治，也不能旁骛政治。
朱军
上海师范大学副教授
如今，各种节日“野蛮生长”，都成了商家的购物节。我们需要警惕一个日益沉沦的消费社会：所有的故事只是用来绑架人的观念，其实是让你做一个消费社会的奴隶。
程霖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外经济思想比较、中国管理思想史、经济史学史
刘凝霜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从经济史的视角，“民营经济”概念历经了一段从有到无、再从无到有的历史过程；从学术史的视角，该概念本身在新中国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同时也经历了一段从企业类型称谓向经济学术概念转变的动态演化；整个过程是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历史实践与学术思想共同作用、循环递推的结果。并且在此过程中，政界、学界曾先后以概念兴起、概念停用、概念界定为焦点展开三次集中讨论，最终达成对“民营经济”概念提法必要性问题的共识。
王鹏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察哈尔学会研究员,研究领域:英国学派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外交政策与亚太/周边国际安全、东亚近现代国际关系史
朝鲜看似无懈可击的拥核计划背后其实是有其软肋和弱点的。然而，美国自身的不堪，以及中、俄、韩出于地缘安全考量而发出的反对美国动武的信号，大大削弱了美国的动武决心以及朝鲜对该决心的感知，于是变相鼓励平壤在拥核道路上加紧采取机会主义的边缘政策。
毛维准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亚太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领域:国际制度、和平冲突、国际责任、全球治理与国关理论学术史等
英国此前一直希望采取“硬脱欧”模式，即离开单一市场与关税同盟。而欧盟的态度也相当强硬，此后对英国态度的软化，德国总理默克尔强调，英国脱欧不可逆转。伴随着英国脱欧进程的是欧洲规则体系的调整，其中贸易规则调整是其中的重中之重。
景跃进
政治科学领域研究专家,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系教授,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世纪以来，执政党接受了权力制约的观念，但同时拒斥西方的分权制衡。这为中国政治学者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课题：在这一前提下，既有体制框架内的权力制约探索应当如何进行？以及能够进行到什么程度？基于本土实践，亦已出现两种不同的研究策略：“新三权论”和“集权体制下的权力制约”。本文分别考察了这两种研究策略的方法、逻辑和基本内容，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简要的比较。
陶丽萍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高级经济师,主要从事中国经济、世界经济分析与预测以及数量经济模型的研制。
我国加快绿色金融发展，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一是建立绿色银行体系。二是建立公益性的环境成本核算体系。三是加强资本市场相关制度建设。四是构建绿色保险体系。五是逐步构建统一的全国性碳交易市场，发展创新性的绿色金融衍生品。
张树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历史表明，苏联解体是苏共后期蜕化变质的结果。苏共对政治发展道路的“改革”，不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改向资本主义；苏共对“改革”和党的领导权不是坚持，而是放弃；苏联对政治制度的“改革”，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而是背离社会主义。苏共政治改革失败的教训警示后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政治改革必须有利于国家稳定和民族团结，必须有利于提升政治民主、政治稳定和政治效率；要树立正确的民主观，走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政治道路。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