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赵穗生
美国丹佛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终身教授,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研究员,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委员。
目前的世界秩序是美国领导，在二战以后塑造的。现在的秩序面临着两个方面的挑战： 一个是中国作为崛起的大国，很多人认为中国崛起以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后，对现存的国际秩序越来越不满意。因此，中国在挑战，甚至要替代美国，重新塑造国际秩序。第二个挑战来自于美国本身。虽然这个秩序是美国领导、塑造的，但特朗普上台以后做了很多事情，都在瓦解或者是挑战美国自己建立的秩序，包括他所谈的“美国第一”，他所要退出的跨太平洋合作伙伴TPP,他代表美国退出的全球气候协议，要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区。对于美国所主导的很多区域性和多边的，乃至于双边的一些安全或者经济协议的重新谈判，都反应了美国本身对他自己所建立的这套秩序的挑战。
朱翠萍
云南财经大学印度洋地区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印度是一个民族繁多、宗教复杂、意识形态多元化的国家。其中，本土宗教印度教徒人口约占82%，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约占12%，基督教徒、锡克教徒、佛教徒等宗教信徒比例占6%。这一特征不仅是印度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也是自独立以来印度社会冲突与分裂现象此起彼伏的主要原因之一。
金一虹
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劳动社会保障系教授,研究领域:性别社会学,著有《父权的式微---江苏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性别研究》等
杨笛
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讲师,研究领域:女性史及性别研究
教育拼妈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在都市普遍存在，当下越演越烈的“教育拼妈”现象，是竞争性教育和“家长主义”泛滥的产物。“教育拼妈”和“父亲缺席”并存，既是“男外女内”性别分工在教育领域的表现，也在对母职及观念意识进行重构，加大了“教育”权重，造成“母职密集化”，强化了母职中限制性的一面。
徐勇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名誉院长,研究领域:基层政治、乡村治理,著有《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等
私人领域的人际关系与公共领域的社会关系相互重合和延伸，是中国社会的重要特点，以至于在现代社会生活仍然大量存在借助特殊关系获得特殊权力的现象。
石颖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黄群慧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著有《企业家激励约束与国有企业改革》等
十八大以来，中国进入混合所有制改革新时期，深化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不仅是理论界的热点与焦点，更是实践中的重点与难点。
田先红
重庆大学新闻学院教师,研究领域:传播社会学、政治社会学、农村社会学
在当前乡村社会中，谋利型上访开始凸显并呈现出蔓延趋势。上访专业户群体的涌现乃至上访产业的形成，对基层信访治理工作构成极大挑战。基层信访治理已经超越了单纯的上访钉子户治理问题，而裹挟着更为浓厚的治理谋利型上访尤其是上访专业户的色彩。
刘煜
陕西学前教育师范学院
在国内基础教育稳健发展的今天，幼儿园教育作为学前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始出现将家长资源作为教育资源纳入幼儿园教育内部的趋势。作者指出，这一动向的实质在于，强化学生家长的文化资本对教育过程的影响，无形中扩大了教育不平等，这意味着对公共教育原则的破坏，也凸显幼儿园之公共教育地位与责任的弱化。
储殷
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研究员,研究领域:现代企业治理、法理学、中外政治制度、公共管理
中美双方的焦虑是不同性质的焦虑。中国的焦虑是面向内部的安全焦虑，美国的焦虑则是全球帝国的霸权焦虑，这两重焦虑虽然会有冲突，但却存在着巨大的弹性空间。
杨光斌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研究领域:政治学理论与方法、比较政治、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中国国内政治经济与对外关系
资本主义和白人优越论构成的过程性结构所演绎的结果，便是不平等性、霸权性的现状性结构，即所谓的国际制度。战后西方社会科学基本上是在以学术形式论证这种现状性结构的政治合法性。而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的社会科学，则把美国式学术当成了学问。中国的崛起将形成从中国出发的世界政治体系，相应地，这种从中国出发的过程性结构也正是建构自主性中国社会科学的历史逻辑起点。
郇雷
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
民主与民粹是两个不同的政治概念，但是两者之间的联系十分紧密。一般认为，民主是现代社会的主流价值和政治秩序的重要基础。而民粹主义则被认为是一种消极的、负面的政治思潮。它们都以“民意的合法性”为话语基础，都反对漠视民意或反民意的专制权力。从近代以来的人类政治进程看，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如影随形，难以决然分离。在现实政治中，很多情况下民主与民粹是糅合在一起的。如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两件事既可以看成是英美选举民主的自然结果，也可以被看作是民粹主义思潮的反映。
闫岩
中共陕西省委当代陕西杂志社
什么样的干部，才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的好干部？他用“宰相必起于州牧，猛将必发于卒伍”谈基层工作的重要；用“尚贤者，政之本也”谈选贤任能；用“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谈选干部的重要；用“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谈好干部的锤炼；用“不知人之短，不知人之长，不知人长中之短，不知人短中之长，则不可以用人，不可以教人”谈选用干部的艺术。
刘敬东
中国社科院国际法所国际经济法室主任、研究员,最高人民法院民四庭副庭长,中国法学会WTO法研究会副会长。
“一带一路”法治化体系构建，应遵循平等互利、规则导向以及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着眼于国际法和国内法两大领域：一方面，融合现代国际法、吸纳国际经贸规则发展的最新成果，结合“一带一路”建设特点，创新现有国际经贸法律体系；另一方面，借鉴各国先进法律经验，不断改进并完善我国对外经贸法律制度以及涉外民商事法律制度。为“一带一路”建设打造稳定性、可预见性的法治环境，为新世纪的全球经济治理树立典范。
张于喆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
王君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黄汉权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主要从事“三农”问题、产业组织和产业政策、创业投资的研究
加强军工行业的军民融合式发展，创造融合环境，加强发展理念、制度设计和运行机制的建设，着力破解“不愿融”的问题；提升创新能力，构建“需求牵引、资源共享”的军民融合创新体系，着力破解“无力融”的问题；军民双向互动，推进科研生产体系“军转民”“民参军”的同步对接与转化，着力破解“融不好”的问题。
胡拥军
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分享经济研究中心秘书长
分享经济作为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下涌现的新业态新模式，正在加快驱动资产权属、组织形态、就业模式和消费方式的革新。近年来，我国分享经济创新创业活跃，发展迅速，但也面临着认识不统一、制度不适应、保障不健全等诸多问题和挑战。如何为分享经济发展框定认识、稳住心神、找准方向，近日，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等8部委联合发布《关于促进分享经济发展的指导性意见》，为各地各级政府发展分享经济定下了主基调，也让企业、个人等各类市场主体参与其中有了“定心丸”。
段伟文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研究领域:科技哲学、科技伦理等,著有《可接受的科学:当代科学基础的分析》等
目前，人们对人工智能的疑惧不仅限于对透明人和隐私裸奔的不安，而更在于对作为创造者的人是否会被作为其“终极创造物”的人工智能取代、伤害或毁灭的深度担忧。
燕继荣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研究领域:政治学理论、中国政治发展,著有《现代政治分析原理》等
从根本上说,国家治理的目标就是要让人民幸福、社会和谐、国家富强.人民的自由、民主和福利是人民幸福的保障；社会发展的多元化、自治化及相互宽容自律，是社会和谐的基础。那么，当讨论国家富强的时候，除了这些要素之外，还有哪些具体要素值得关注？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