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袁刚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研究领域:中国政治思想史和政治制度史
大变革时代不进则退，不改革大家都不会有出路，顽冥不化坚持原教旨抗拒改革，不仅会拖历史前进的后腿，甚至可能重新引发乱局，给中华民族带来万劫不复的灾难。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研究领域: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中国的外交政策,著有《未竟的变革》等
中共十九大即将召开，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是中国的未来。十八大以来，中共一直在讨论两个相关的“百年”，即中共100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100年。人们可以把十九大的使命置于这两个“百年”的构架中来理解，这是一个关乎当代中国从哪里来、到了哪里、到哪里去的问题。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研究领域: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中国的外交政策,著有《未竟的变革》等
中国实行的不是西方那样的选举制度来产生领导人，而是先选拔、后选举的制度，就是先通过一套很复杂的机制和程序来选拔一批优秀干部，然后交由党中央委员投票选举选出领导集体。就是这个选拔制度，是很多人尤其是西方人所最看不懂的地方。但正是这个看不明白的地方，是中共作为执政党成熟的体现。
杨光斌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研究领域:政治学理论与方法、比较政治、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中国国内政治经济与对外关系
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关系中，政治认知力是衡量国家治理能力的前提性指标，它保障了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方向性，避免一个大国犯颠覆性的错误。政治认知力的一个关键要素就是对政治制度决定性作用的认知程度，“飞来峰”式的政治制度，必然导致无效治理甚或国家失败；而根植于本土的政治制度，具有民族精神的支撑和文化传统的滋养，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于水
南京农业大学教授,研究领域:乡村治理与政策、公共危机管理、行政体制改革、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等,著有《乡村治理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等
徐亚清
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姜凯宜
南京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
革命和建国初期，信访属于 “动员”治理模式，实现了动员与民众诉求的平衡。“改革—稳定”语境中，信访话语尽管延续了反映意见、联系群众和调查实情的传统，却面临转向中的断裂问题，即“动员”话语消失之后难以在法治建设中定位自身价值。纵观历史，信访话语转向之关键在于构建契合改革语境的治理模式。
贺雪峰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领域:乡村治理、乡村建设、农村社会学、政治社会学,著有《新乡土中国》等
信访制度在当前社会矛盾复杂多样、仅靠法院难以完全解决的情况下，可以给弱势群体以权利救济，可以缓解社会矛盾。正是因为信访制度能解决可以解决的问题，却不能解决无法解决的问题，从而形成了信访制度运转中的一种均衡。理解这种均衡是理解信访制度运作的关键。
林毅夫
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国家发展研究院朗润资深讲席教授、名誉院长
9月19日晚，《守正创新，引领未来：讲述》国家发展研究院专场活动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隆重举行。林毅夫教授在活动中以《中国的担当——新结构经济学分享》为题发表演讲。以下为林毅夫教授演讲全文。
张佳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第一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
葛延风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部长、研究员
建立完善的分级诊疗制度是良好医药卫生制度的重要制度基础。2016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将“分级诊疗制度”列在五项需要重点突破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建设的首位。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都高度重视分级诊疗，相关配套措施陆续出台，各地也在积极探索，不少地区的典型做法值得肯定，为分级诊疗工作的全面推进提供了宝贵经验，但从全国范围看整体成效有限。良好分级诊疗格局的形成是多方面制度综合作用的结果，与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制度、患者就医行为等密切相关，必须多角度发力、统筹推进。
徐明棋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上海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
“一带一路”建设倡的目标是要实现沿线国家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政策沟通、民心相通。在这“五通”中，资金融通处于核心地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合作对推动资金融通更是关键的环节，既具有广阔的前景，也面临一定挑战。推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合作意义重大。
熊丙奇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他们都把高中理解为普通高中，而把中职、技校、职高排除在高中之外。也就是说，他们理解的高中入学率，并非国家教育事业统计公报所统计的高中入学率，而是普通高中入学率。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何那么多人会认同罗斯高先生的演讲了。虽然罗斯高先生谈的高中是包括中职、技校的，可公众自动将其理解为普通高中。而按照普通高中的概念，我国全国的普通高中入学率（适龄学生有多少进入普通高中）2016年约为52%，农村普通高中入学率大概35%左右，这正和“63%的农村孩子一天高中也没上过”对上。
郭艳
西安财经学院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项复杂的政治工程与政治实践，法治是让治理更有水平的基础，所以说国家治理现代化首先是国家治理法治化。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要求是法治精神，它既是治理者在治理过程中应遵循的考量模式，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追求的理想状态。
甄小英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原副院长、中央党校党建专业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执政党建设的理论和实践
反腐败既要“打老虎”，又要“拍苍蝇”。农村基层“小微权力”的滥用产生了种种腐败，直接损害群众的切身利益，其所涉及的面广、人多，如不进行有效治理，不仅会严重损害党群干群关系、恶化政治生态，而且还会阻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破坏基层社会稳定、削弱党的执政基础，也会大大降低农村广大群众对反腐败成就的认可度和生活的幸福感。
人民智库
提高经济社会公平度，对于经济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升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开展测评研究过程中，通过进行相关性分析后发现，在经济社会公平度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着较为显著的“U”型关系。而且当前，对于一些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市级地区，很可能已经经过了“U”型曲线的拐点。
吴兴智
浙江省委党校,浙江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研究领域:政府改革与民主发展、社会治理、公共危机管理等,著有《从参与到协商:我国地方治理转型的经验与路径研究》等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我国经济社会转型进入深水区，地方治理必将迎来更加深刻的变革。在这个过程中，能否顺应社会和历史发展潮流、准确把握地方治理创新的未来发展趋势，将是决定未来我国地方治理成败的关键所在。
杨玉成
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教授,研究领域:分析哲学、科学哲学与经济学方法论等,著有《奥斯汀:语言现象学与哲学》等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就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总方略，如果我们能够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一理论框架去进一步深入理解“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那么，我们就能更深刻地把握这个大战略布局的历史方位，更深刻地理解它的理论高度和历史厚度，进一步提高贯彻落实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田改伟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研究领域:党的建设、中国民主政治理论与实践、意识形态理论,著有《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等
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利益至上，是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主要特征。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利益至上，是我们党的宗旨和先进性所在，也是对我们党的发展历史的经验总结，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和理论基础。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人民群众是历史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历史的真正主人。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