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张海波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研究领域:应急管理、公共安全、社会治理,著有《中国转型期公共危机治理》等
“大数据”迅速成为一个“热门”概念，在社会治理领域，运用大数据提升社会治理的智能化水平也已经成为大势所趋。然而，仅仅停留于“大数据”的概念并不能解决中国社会治理的诸多难题，大数据驱动是技术、产业、战略和思维四大要素的系统驱动，任何一个要素的缺失都可能影响到大数据驱动社会治理的实效。
吴新叶
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研究领域:基层政治与基层公共管理
作为国家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基层社会治理在党的领导体系中占据不可或缺的地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基层，最突出的矛盾问题也在基层。基层作为社会治理系统的基础部分，党建在其中扮演着龙头工程的角色。
斯塔夫里阿诺斯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加州大学历史系荣休教授,著有《全球通史》等
盎格鲁美洲北部和拉丁美洲当地的条件及制度上的根本区别，乃是拉丁美洲欠发达的根源。盎格鲁美洲的经济（指新英格兰和中部诸殖民地而非南部诸殖民地）从一开始就是独立而具有广泛基础的，组成这一经济结构的是一些主要为国内消费而生产的单独的业主。与此相反，拉丁美洲当地不同的条件产生了不同的物产，因此与母国的关系也随之而异。
刘晨
澳门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对于反腐而言往往需要群众地监督和配合，否则将会耗费不少政府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那么，什么样的反腐比较省力呢？显然，因为网络反腐是不二的选择，一方面，它有便捷性、及时性的特点；另外一方面，网络自身的跨时空可以帮助监督者很快提交问题，不再如过去那般，还要去实地“告”。与此同时，我们把“腐败”与“反腐”放在“权力博弈”的框架下来进行讨论，尤其要思考，作为举报者的网民与被举报者的官员，如何在网络上进行博弈？这也是反腐时代的“网络政治”需要考虑的重大课题，对中国而言意义深远。
余永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博导,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联合国发展政策委员会委员;研究领域:宏观经济、世界经济。
肖立晟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金融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中国的跨境资本近期出现大规模流出，但目前尚没有关于资本外逃的官方统计。本文通过分析国际收支平衡表和国际投资头寸表中各个项目的头寸状况，以及二者之间的差异，间接推测中国是否存在资本外逃及其规模大小。此外，尽管一些跨境资本是通过正规渠道合法流出，但是在海外的资金可能以各种形式逃避监管，没有形成海外资产累计。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抑制资本外逃，这种政策完全正确。但是，资本外逃问题的解决还有赖于中国经济体制、金融体系和汇率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李涛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国资博士后
邬志辉
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院院长
在中国西部地区的某偏远农村学校——四川芥县云乡学校中，教室内的座位安排并不是随意的：八年级以“榜样塑造”为目标，按照“中心-边缘”规则进行座次编排；九年级依据毕业升学预期能力和职业选择倾向，进行“前排-后排”相区隔的“功能分区型”座次编排。个体在教室场域中不断确证自我的身份认同、形成不同的学习体验、趋向不同的群体聚合、内化不同的行为塑造，进而达成学校对不同学生职业选择的主体性分流和机制性筛选。
许成钢
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研究领域包括金融监管,企业治理与企业财务,法与经济学,中国经济,制度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发展经济学。
许成钢表示，机器只能习得可度量、可传递的数据，而对基于人类自身心里感知的原始基础要素无能为力，更无法模拟人的目标行为。人工智能只能执行有限范围内目标清晰的任务，但国家经济制度并不属于此类。试图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建立计划经济与人工智能得以发展的基础相悖，“大数据从市场上来，你如果把市场消灭了，数据没有了。你说，我现在收集了人类历史上没见过的无数的数据，我就可以不要市场了，就可以计划了，那你搞错了，因为你把市场消灭以后，你的基础也就没有了。
林嵬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新华社河南分社常务副总编辑
丁铭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张军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历史记载可查的“黄河清”共有43次，最长的一次为1727年，黄河澄清2000余里，持续20多天；新世纪以来的“黄河清”，持续时间之长远超记载，史所罕见。然而，泥沙锐减黄河变清，成因复杂悬疑待解，下游“悬河”利剑仍然高悬。
汪涛
独立学者、天使投资人,多家孵化器创业导师。曾为中兴通讯国际市场管理体系的奠基者, 现为北京数码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国际投资总裁。
中国人是靠拼命埋头苦干、追赶世界科技巨头而崛起。但当中国人以为快要追上国际先进水平，并沾沾自喜地看着身后被甩到越来越远的印度人时，却突然匪夷所思地发现：被中国追赶的世界科技巨头一个个地被印度人直接“接管”了：印度人成了这些国际科技巨头的CEO（首席执行官）和其他高管。
郭欣
南阳师范学院法学院副教授、南阳师范学院法学院法制史及国际法学教研室主任、南阳市法学会常务理事、河南省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分会常务理事
农民工“非理性维权”是一种带有维权特点的非理性甚至违法的行为。涉及农民工的劳动纠纷已成为我国群体性事件风险的重要因素之一。只有不断健全立法、增加救济渠道，完善农民工制度化维权的途径，才能从根本上预防和减少农民工“非理性维权”的发生。
梁莹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中产阶层中多数人是通过高等教育进入大城市，毕业后留在城市找了一份工作。他们如今的生活虽与父辈生活有很大的不同，但不得不承认的是，他们内心深处还是深受其家乡的父辈影响。这种生活存在着相当程度的隐患，使他们无法摆脱一种有一天可能会回到底层的阴影。他们虽然已经身在城市当中，也有能力过更好的生活，却难以形成普遍的自我身份认同。
梁建章
全球化智库副主席、携程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局主席
黄文政
全球化智库特邀高级研究员、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生物统计学博士
从长期和宏观的视角来看，拖累东北经济最重要的因素是人口颓势，即超低的生育水平将带来的人口崩塌。由于东北的生育率实在太低，持续时间太长，东北经济短期内虽然还会起伏，但在一二十年的跨度内萎靡不振，已经难以避免。如果立即开始实施强力的产人政策，并成功地大幅提升生育率，东北经济在20年后，或许还能迎来一线转机。否则，东北经济只会随着人口坍塌而坠入无底的深渊。
陈维
察哈尔学会研究员,大连外国语大学讲师,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博士候选人。
十八大之后，中国城市外交的发展进入理念发展、制度探索和实践创新的新阶段。作为次国家层面的外交渠道，城市外交有助于夯实国家间关系的社会基础，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构建立体化的总体外交格局，同时，也为我国外交机制的统筹提出新的挑战，尤其在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过程中，如何定位各类城市角色，发挥城市和城市网络在促进“互联互通”中的独特作用，是需要进一步论证和探索的重要课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宏观经济与政策跟踪》课题组
如果从2007年的次贷危机爆发算起，2017年已经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十周年。中国在应对金融危机的十年中，事实上在全球经济中所占的地位得到了加强，这也应该归因于应对政策的有效性，值得进行认真地归纳和总结。而金融危机以来，尤其是近些年来国际全球经济国际地缘政治冲突不断加大，经贸冲突概率不断上升，这些问题又是我们在金融危机十周年时必须清醒认识的问题，我们还远远没到可以放松神经的时候。
姚奕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助理教授,研究领域:风险管理、小额保险、医疗保险
2016年，我国农民工总量已达到2.82亿，据不同学者不同口径的估计，农民工对我国GDP的贡献率高达16-24%。而其特殊性也很突出——他们是我国二元城乡结构下的特有产物，在社会保障、就医置业、子女教育等多方面存在客观的壁垒，时而引发社会关注。一个农民工常常代表了整个家庭的指望。农民工因其职业特点往往面临着比一般人群更高的意外伤害、工伤、疾病和死亡等人身风险。如果无法得到合适的风险保障，那么一旦发生事故，则很容易造成整个家庭致贫、返贫。
张新宇
河北农业大学商学院
魏加威
河北农业大学商学院
特色小镇是新型城镇化的产物，依托特色小镇发展小镇经济与脱贫攻坚相结合在扶贫开发过程中具有显著优势。邯郸市馆陶县是河北省贫困县，自2014年以来，该县积极探索特色小镇建设与扶贫开发相融合，以产业兴镇、文化提升、生态改善为高度融合的农村就地城镇化新路径，走出一条特色小镇与脱贫攻坚统筹推进的成功之路。本文在充分调研基础上，总结具有特色的“馆陶经验”：因村制宜发展特色产业、财政资金撬动社会资本、依托美丽乡村建设、夯实基层政权发挥村民主体作用。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