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马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袁东明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马源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5G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接连兴起，数字化转型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主旋律。数字化转型让各类要素重新配置，生产制造更加智能，供需匹配更加精准，专业分工更加精细，国际贸易更加广阔，掀起了由工业经济向数字经济演进的重大变革。建议敏锐抓住数字化转型的历史机遇窗口，根据技术和经济发展的新情况、新规律，进一步完善和强化我国国家数字化转型战略。
莫荣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马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数字化转型给就业带来显著、深远、复杂的影响。一方面就业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另一方面灵活就业形式越来越普遍。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建议抓紧制定未来5—10年的就业促进规划，完善劳动、教育培训、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制度和政策，积极应对数字化转型带来的工作性质变革和就业结构调整。
孙兴杰
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副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地缘政治和国家理论,著有《巴西:翩翩起舞的桑巴》《印度:阔步前行的巨象》《超级大国与大国》等
互联互通是人类组织形态变迁的核心动力，它对国际体系和主导单位进行了双重的塑造。互联互通可以分为功能型互联互通和价值型互联互通，功能型互联互通的发展推动了全球化的发展，而价值型互联互通相对滞后。当前，国际秩序处于百年未有之变局之中，中国外交在国际秩序转型过渡时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经历着从中国之中国向世界之中国的历史性转型。“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五通”为核心的互联互通是国际秩序与中国外交双重转型的动力。
汪仲启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讲师、博士
国家治理现代化，很重要的维度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构成当前基层治理科层化、机械化、技术化的大背景。但同时我们应当意识到，情感治理在中国的基层社会治理中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因此我们不妨设计一些可行的制度，给基层治理保留一部分灵活和弹性空间，例如，允许基层治理使用部分现金和实物。同时建立并落实严格的财务公开制度，以更好地预防基层“微腐败”。
金志峰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副教授
庞丽娟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
杨小敏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近年来，城乡学校布局过程中存在片面注重规模效益、过度开展撤点并校的问题，加剧了乡村教育和乡村社会的衰落。布局问题背后有主观的价值取向、决策机制和政策执行等问题，也有经济社会发展迅速和地区差异巨大等客观因素。当前应深刻认识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之间相辅相成、协同发展的紧密关系，牢固树立城乡融合义务教育发展观，研究制定科学的布局标准，立足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城乡学校布局，加强乡村小规模学校建设和内涵式发展，推动城乡教师队伍一体化发展。
阎学通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教授
中国能否相信俄罗斯的同盟可靠性，需要从战略利益的角度进行分析，即中俄目前有无巨大的共同战略安全利益，这种利益可持续多长时间，中俄退出战略同盟有无更大战略利益可图。20世纪50年代，中苏将盟友关系定位于朋友+兄弟，忽视了盟友是主权独立国家的本质，于是苏联要以老大哥身份管束小兄弟，这是造成 中苏同盟破裂的原因。只要中俄明确盟友的责任是战略安全领域的相互支持，而不是在所有问题上都支持，其他领域的分歧就不会造成同盟不可靠的问题。
黄金木
江苏长江商业银行发展研究室主任
甘斌
大连银行上海分行资产管理部总经理
近年来，民营企业发展问题，尤其是小微民企融资难的问题引起国家，甚至最高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接连出台了多项财税、货币和金融监管政策。但即便如此，民企融资难的问题依然严重。一个重要而又深刻的原因是各金融机构和其他资金方各自为政，缺乏横向的联合，使得相互间不能实现信息共享，彼此间也没有形成合力，影响了民企融资的成效。因此，联结各市场主体需求，畅通相互间信息交流，匹配相应的投融资方，这是破解民企融资难的一个新途径。而这，正是金融撮合的主要特征和优势所在。
张力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依托户籍制度的人口迁移流动管理体系是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配合政府主导的发展战略、调控人口分布和加强社会管理的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为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体系本身也历经多轮改革，从暂住证、居住证到积分落户，从限制人口流动到认可人口流动对发展的积极作用，从严格“限权”到扩大“赋权”，社会个体的权利得到了更多的尊重，但与公众期待的自由迁徙和自由定居，仍有改革空间。
李维安
南开大学/天津财经大学中国公司治理研究院院长
孟乾坤
南开大学中国公司治理研究院博士生
惠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公司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公司治理质量又是上市公司质量的基础。我国公司治理改革历经结构建立、机制完善、有效性提升等阶段，已取得了重要进展，并穿透到管理的重要职能环节，如营销治理、供应链治理、财务治理等。公司治理理念日益深入，实践蓬勃开展。然而，当前我国上市公司治理也面临诸多挑战，内幕交易，年报频频“爆雷”，关联交易肆意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等现象时有发生；企业“走出去”过程中也凸显治理风险，转型中又面临数字时代和绿色发展对传统治理的诸多挑战，提升上市公司治理质量迫在眉睫。
章志远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行政法治实践中，一种全景式的公私合作治理新动向正在生成。为顺应合作行政时代的现实需求，建构中观部门行政法意义上的合作行政法尤为必要。在有效履行行政任务的目标下引入辅助性原则和合作原则，在界限论和责任论的建构进路中引入国家保留和国家担保概念，在法治国家转向合作国家的背景下重述行政主体论、行为论和救济论，是建构合作行政法的基本任务。
黄奇帆
重庆市原市长、第十二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
过去三十年，世界贸易格局变了，世界贸易中制造业龙头老大的企业把控市场的方法变了，国家之间贸易的游戏规则也变了。当今世界以“三零（即零关税、零补贴、零壁垒）”原则为基础的FTA的发展和讨论，是对WTO的丰富和发展，而不是颠覆和脱离。WTO在自身未来的改革中，也要积极地进行和“三零”有关的机制体制改革，才能继续有效发挥全球化的功能。
胡必亮
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院长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五年多时间来，经过中国与相关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共同努力，共建“一带一路”的制度框架已基本构建成型，一大批项目已实质性落地，并且有些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早期收获。实践已经证明，共建“一带一路”对于促进全球基础设施建设和贸易增长，以及对于推进全球化转型发展和完善全球治理都创造了良好条件，提供了历史性的新机遇。在目前全球经济增长面临下行压力的情况下，抓住这样的机遇，具有重要意义。
甘犁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院长
弋代春
西南财经大学住房调查与研究中心副主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住房制度从改革探索阶段、全面改革阶段逐渐过渡到2016年至今的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和长效机制建设阶段。作为解决居民住房问题的重要手段，长期以来保障性住房制度作为住房工作的重点，也随着住房制度的演进逐步推进。回顾住房制度改革的四十年，家庭居住水平明显改善，提升速度快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未来，伴随住房市场日趋成熟以及城镇化水平的推进，新市民群体的住房问题以及存量住房居住品质的进一步提升应是下一阶段住房保障的重点方向。
林毅夫
著名经济学家,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教授、院长,曾任世界银行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自主创立并实践了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体系,在国际上产生重要影响
付才辉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研究员
只有金融体系的结构与实体经济的最优产业结构相互匹配，才能有效发挥金融体系的功能。但现阶段我国金融业有产能过剩和脱实向虚之忧，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低下。其症结在于，现阶段我国金融体系存在三个层次的七个金融结构矛盾：第一个层次的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之间的结构矛盾；第二次层次的间接融资内部的结构矛盾以及直接融资内部的结构矛盾；第三个层次的高质量发展与中小银行之间的结构矛盾，高质量发展与金融产品之间的结构矛盾，高质量发展与债券市场之间的结构矛盾，高质量发展与股票市场之间的结构矛盾。化解这些矛盾需要进行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金三林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研究员
曹丹丘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林晓莉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乡村何去何从，一直是我国百年近代化、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基本问题。新中国的成立，为我国乡村发展掀开了新的历史篇章，但也因城乡二元体制的建立，使乡村发展和城乡关系演进更为复杂曲折。新中国成立70年城乡关系的演进，不仅包含了一般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结构转型，还包括我国特有的城乡二元体制的形成和变革。从改革开放前的城乡严重二元分割，到党的十六大后统筹城乡发展、十七大后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再到十九大提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城乡二元体制在改革发展中不断被破除。
孔祥智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
70年来，中国农民为国家工业化、城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当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转变城乡关系的时机已经成熟。70年来，中国的城乡关系从改革之前的严重偏斜到改革之后的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和城乡融合，尽管经济实力是基础，但执政理念的转变是根本原因。能否如期实现十九大提出的各个时期的目标任务，各级党政主要领导的执政理念仍然是关键因素之一。在城乡融合的体制机制下，各类要素都能够充分流动，能够发挥最大的潜能，这是中国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实现民族复兴的最根本动能。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