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邱泽奇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连通的本质在于个人、事物、组织之间的信息和物质的互动和交换。再孤立的最小连通分子，也有与外部的连通。在现有互联网连通技术的基础上，5G技术建构的是个人、事物、组织高度互联的社会。如果说之前的连通形构的是相对分割的人类社会、事物社会、组织社会，5G建构的则是人、事物、组织混合的社会。而随着连通速度与容量的拓展，我们可以看到源自农业和工业社会的社会纽带、组织机制、社会治理等基本社会属性的变化，即社会变迁。
王元丰
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副理事长、北京交通大学教授
以人工智能、大数据、机器人等为代表的新技术推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不断走向深入，使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发生深刻的变化。新技术带来的新工艺、新产品、新应用，不但让生产模式发生改变，也要求生产管理、组织方式进行变革；而新科技所导致人们行为方式、生活模式的改变，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不同，则需要对过去的制度、法律法规做出修正，或者制定新的规则。
江静
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秘书长
优良的制度环境有利于提高经济体创业活动的数量和活跃程度，但并非所有有利于促进创业行为发生的制度环境改善都能提高创业质量。要想提高全社会的创业质量，应该着重加强对高质量创业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却对低质量行为影响较小的制度环境的改善。第一，改革金融制度，对潜在企业家创业活动进行合理的资金支持，扩大融资渠道。第二，在保证必要的法律程序的情况下，尽量精简创办企业所需的流程和花费，为新企业的进入提供更加便捷的法律途径。第三，政府为潜在企业家提供更多的政策支持。
沈建光
京东金融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对于本次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授予，笔者还是颇有遗憾的，原因在于发展经济学应多多鼓励重要宏观话题、重大实践的深入研究，有时通过常识便可以辨别的结论，不应代表发展经济学的主流方向，获得经济学最高荣誉。另外，中国是发展经济学脱贫最好的研究案例，总结中国在消除贫困和经济发展方面的内在规律和成功经验理应是发展经济学重要研究方向，而今年三位获奖者的研究缺乏针对中国问题的分析，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一个遗憾。
徐奇渊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经济发展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2019年末CPI通胀率将可能进一步破3。在2020年春节期间，由于猪肉价格的拉动，CPI通胀率可能达到3.5-4%的区间，甚至不排除更高的涨幅。不过在春节之后，尤其是年中之后，CPI通胀率将呈现出放缓态势。需要说明的是，货币政策更应关注CPI核心通胀率和PPI通胀率。猪肉价格上涨带来了结构性通胀压力，同时中国又面临着经济下行压力和PPI走低，货币政策宜采取不对称降息的做法：一方面保证存款基准利率基本不变，另一方面，继续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
李晓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数字经济发展如火如荼，共享经济规模快速扩张。但另一方面，共享经济企业和投资者的日子却不好过。在国内，滴滴出行持续亏损，大量共享单车企业倒闭；在国外，优步（Uber）上市当天就跌破发行价，共享办公平台WeWork母公司 the We Company在9月30日撤回招股书。按照目前的趋势，共享经济何时赚钱仍遥不可期.共享经济为什么红火却不赚钱？
陆铭
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政协委员,主要研究方向:劳动经济学、城乡和区域发展、社会经济学,著有《大国大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市场整合与工业集聚》等
李鹏飞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
钟辉勇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金融管理学院副教授
由于观念的不适应和制度的调整滞后，人口的跨地区流动虽然已经大幅度增长，却仍然慢于经济的集聚，因此，地区间差距一度出现扩大的趋势。应加快改革，促进劳动力向就业机会多和收入高的地区流动。随着户籍制度的调整，逐步实现劳动力在哪里就业、居住和纳税，就在哪里平等享受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未来，还应进一步打破地方政府追求经济增长本地化和短期化的激励。在国家的财政制度层面，应允许转移支付更多与转移人口同步，在人口流入地增加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人口和经济的承载力。
张英洪
北京市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刘雯
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民的财产权利是如何维护和发展的。这是一个重大的社会实践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公共政策问题和事关城乡融合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征地拆迁改革的总体要求应是在建设法治中国的目标下，坚持和实现土地集体所有制与土地国有制这两种公有制的平等，维护和发展农村集体和农民的财产权利，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鲁桐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随着中国经济在全球市场上影响力的提高，国有企业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并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国有企业在海外市场面临的摩擦和冲突日益凸显。世界经济增速放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加剧，中国全球发展战略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碍。如何应对国际环境变化的挑战，以竞争中立原则规范国有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既是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也是深化国企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
卢迈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
关注儿童发展，尤其是儿童早期发展，这对于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促进社会公平有很重要的意义。一项研究显示，中国整体上贫困的代际传递情况是有好转的。但是底层25%的人群，他们的父代收入不高，把这个传递给子代的可能性是0.48，也就是有将近一半的可能性，低收入人群的孩子还是低收入。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关注儿童的早期发展，通过促进他们各种能力的发展来阻断贫困代际传递。这里关键的是两个因素，一个是营养，一个是教育。
桂华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
目前的农村基层治理，距离建设“服务型政府”目标和依法治国落地生根，还有较长的路要走。当前要做的是，打破对基层治理的想象，打破对基层干部的刻板印象，放弃对农民形象的过度政治化塑造。从实践的角度建立国家、基层政府和农民的相对平衡关系。这其中的第一步是，基层治理不能再秉持“农民无错”理念，要按照法治原则，对农民诉求作出区分。
沈建光
京东金融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分析表明当前稳增长和降成本均需要继续探索降息，关键仍在在于路径和方式。而9月LPR报价下调的“广义降息”方式，实际上可以归于人民银行行长易纲此前所强调的运用市场化手段引导实际融资成本降低的路径之一，即“市场化降息”。后续如贷款利率并轨能够加速推进，配合更多定向、创新货币政策工具，“市场化降息”效果可以期待。
钟正生
财新智库莫尼塔研究董事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张璐
本次CPI“破3”可能持续超过一个季度，这对货币政策的放松势必形成掣肘；且银行资产荒的状况可自然形成贷款加权利率下行的趋势，LPR报价也存在进一步压缩风险溢价的空间。因此，货币政策在降息（降MLF利率）方面可能来得更加谨慎。但目前中国经济状况也不支持反向收紧，货币政策仍有阶段性、结构性的宽松余地。
马天月
中国建投研究院
金融危机以来，全球价值链发生了重大变化。发达国家消费需求的下降、保护主义的扩张蔓延、新兴经济体间的经济融合、全球生产的加速整合都带来了全球贸易和投资格局的趋势性变化。全球价值链的重构不仅关系到产业空间结构的趋势性转变，也对各个经济体国际分工变化、未来产业格局的战略性调整及国家发展机遇具有深远影响。
罗培新
上海市司法局副局长
常江
上海市司法局
公共数据是在政府开展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中形成的，是政府与企业、公众的管理服务互动中产生积累的。公共数据也被称为“皇冠上的明珠”，以凸显其中所孕育的价值。将这些数据开放出来，不仅有利于提高政府自身的治理能力和水平，更重要的是，将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原料”，释放出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能。
迟福林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快探索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进程，就是要充分借鉴学习国际自由贸易港的成功经验、适应国际经贸规则的变革趋势，建立对标世界最高水平开放形态的经济体系。从实践看，在海南打造最高水平开放形态，需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行政架构，需要行政体制的重大改革。建议在中央统一领导下，把海南全岛划定为全新意义的“特别经济区”，建立与高度开放型经济形态相适应的高效率的、特殊的行政体制。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