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周伟林
复旦大学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在快速发展中日益凸显的村镇问题，必须通过选择适合的发展途径用心去加以解决。要特别注意避免两种极端的倾向：一种是美化过去，认为凡是传统都是好的，而把村镇的发展看得一无是处。作为对田园生活的向往，这种怀旧情结不难理解，但若要把这种情结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就会带来很大困惑。另一种需要避免的倾向，是把经济发展的目标看得高于一切，片面强调单向度的城市化、规模经营和产业化，只强调生产功能而忽视村镇的生态、文化和生活功能。我们要加强这样一种认知：即村镇过去是现在将来仍然是人类生活的基本场所，它应该充满魅力，成为吸引人、涵养人的地方。
卢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美国WTO改革首要目标指向所谓非市场体制扭曲作用，这方面立场认知相当程度被美欧日本组成的所谓“三边进程”共享。今年1月和5月“三边进程”在巴黎和华盛顿召开第五次和第六次贸易部长会议，继续研讨设计在WTO改革中推荐这方面新规则的概念框架与建议文本。美欧日这方面改革意图，与中国目前表述的十多个领域系统改革主张毫无交集。经济体制争议及其在多边规则领域投射，应是WTO改革将面临的最为敏感与棘手议题，对中美以至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经贸关系能否向合作新范式过渡构成关键考验。
张红宇
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副院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农业农村发展步入新的历史阶段，改革仍是激活主体、激活市场、激活要素的关键所在。要准确把握农村改革方向，以土地制度改革为主线，聚焦土地制度、经营制度与产权制度三个重大问题，深化改革，创新农业体制机制，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展目标和强国梦，完成乡村振兴的历史使命。
吴建树
察哈尔学会助理研究员
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政策调整，受到三种因素的共同推动：一是来自单极国际体系的压力，影响到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政策制定；二是单极国际体系压力所引起的中国国内民众和新媒体舆论的反响，影响中国对过去的南海政策和相应政策举措进行适度调整；三是锐意进取的中国新一代领导人主观上想在南海问题上有所作为，主动调整南海政策，并引导民众更好落实这一政策举措。中国调整南海政策，包括所采取的政策举措、国家资源统筹规划和整合、制度安排等三种方法。
郝蕴志
南开大学区域国别研究中心副主任、外国语学院英语系主任
作为社会稳定剂的这一阶层，中产阶级可以给予、同样也可以收回对总统的支持。一旦特朗普在政治上进一步极端化，与中产阶级自身的道德标准渐行渐远，而且未能实现给他们带来更多经济利益的承诺，他们就会停止对特朗普的默许和隐忍，转而支持民主党，或干脆放弃投票。虽然美国中产阶级在过去几十年里人数不断减少，但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依然是最终左右政治天平的重要砝码，获得他们的支持，不但是特朗普，而且也是民主党候选人2020年赢得大选的必要条件。因此无论是谁，其政策走向都不能过于伤及中产阶级的利益，否则就将无法当选。
彭文生
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过去20年的前10年，人口红利是中国经济最大的驱动力，之后开始明显消退，近10年中国经济主要靠地产和金融扩张拉动，现在已进入金融周期下半场紧缩期。数字经济将是影响中国经济未来10年发展的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新增因素。就当前来讲，争论GDP增长是否应该“保6”意义不大，数字经济时代传统的GDP的重要性下降，我们更应该关注就业、教育、医疗保障、研发投入等直接反映民生和经济发展潜力的指标。
汪涛
瑞银亚洲经济研究主管、首席中国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即将召开，市场对于政府2020年是否会有经济刺激、增长是否“保6%”的争论越来越激烈。在我们看来答案其实简单明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不会大幅调整政策基调。我们预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可能会将2020年的经济增速目标下调至“6%左右”，而实现这一目标并不需要大规模刺激措施。
闫坤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党委书记、研究员
鲍曙光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伴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财政运行也进入了新常态，其中最突出特征就是财政收入增速的显著下降。我国财政收入增速已经由2010年的21.3%下降到2018年的6.2%，2019年上半年则为3.4%。在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叠加经济增速放缓及外部环境日趋复杂的背景下，需要正视当前财政收入增速快速下降问题。
倪鹏飞
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
丁如曦
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
徐海东
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
从2016年开启的本轮调控在宏观经济复杂变化的形势下坚持了下来，楼市初步稳定下来，取得了初步的成功。2019年，中国楼市年度稳定有降，季度上下波动，空间再度分化，总体迈进调控预设的合理目标。2020年，我国楼市总体上将持续保持稳中有变的走势，时间上降温中还有起伏和波动，空间上城市分化可能持续凸显，风险上总体下降且风险可控。
彭森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
为了加快建立各方面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我们就必须坚持改革的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当今世界国家之间最根本的竞争，是制度的竞争。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最大的优势，而制度的缺陷和短板也是国际竞争中最大的风险和隐患。因此，我们要更多地把目标导向的改革，也就是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市场化改革的任务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上。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6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只有明确核心利益问题和一般问题的边界，我们才能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最重要的地方，从而在未来的中美关系中建立有效的威慑，并真正帮助中美实现“竞合”并逐步将两国关系拉回到合作的主轴上来。否则，竞争将逐步代替合作，并最终发展为全面的对抗。所以，面对“大变局”下的中美关系，我们需要调整自己的思路，要从扩大纷争走向管控纷争，要从“无事不争”走向有选择、有重点地投放自己的政策资源；要从“全面对抗”的火线上后退一步，做到有选择性地据理力争，才有可能促成中美关系由“对抗”向“竞合”再向“合作”的转变。
贺雪峰
华中科技大学特聘教授、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在已经形成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的条件下，农民家庭收入的多少主要决定于家庭劳动力的多少，而家庭劳动力的多少又与农民家庭周期有关。一般情况下，有劳动力的农户家庭收入都相差不多，主要是收入量上的差异。缺少家庭劳动力的农户家庭因为无法从全国劳动力市场上获取收入，其家庭收入显著低于一般农户。在一般农户家庭收入与缺少劳动力农村家庭收入之间，存在一个广泛的农民收入断裂带。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线与农村贫困线均处在农民收入断裂带之内。也就是说，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线与农村贫困线存在重叠，这个重叠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刘瑞明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教授、研究员
客观来看，随着现代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城市人不再只是白天消费，各个地方通过“夜间经济”发展地方经济本来无可厚非。不过，从各个城市出台的鼓励政策和具体做法来看，目前人们对于“夜间经济”存在着理解偏差，这种“夜间经济”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可能会存在一些误区，有可能难以起到预想效果。
田传浩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阮皓雅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生
《意见》提出，各地“可在农民自愿前提下结合农田基本建设，组织开展互换并地，发展连片种植”并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流转农户承包地进行农田整理，以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农业规模化发展的导向明显。《意见》提出延长土地承包期并严格限制土地调整，这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土地经营者的投资预期。《意见》强化了农地的物权属性，继续完善了农地的“三权分置”，平等保护土地派生的承包权与经营权。
这显示，在农地流转不断扩张的背景下，我国现行的农地制度改革正以土地财产化为方向，不断完善农地权能，这有利于我国的现代农业建设。
余继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经济研究所博士后
闵维方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
通过制度安排使“学术自由”和“教学科研相结合”等现代研究理想得以落实和维持，并促使其成为大学内部的共享价值观，是大学创新活动得以蓬勃发展的土壤和动力；而将高深知识与社会经济发展相结合的教育哲学观，以及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和法律保障是大学创新能力得以实质性跃升的关键，也是当前美国大学具有创新优势的重要原因。
仇朝兵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
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正式推出“印太战略”，试图塑造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理解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对中国地区安全环境的影响，需要历史地、全面地认识这一战略，既要看到它与之前历届美国政府的战略差异，也要看到其延续性；既要 看到特朗普政府针对中国的意图，还要全面了解其对华认知及其处理中美关系的思路。这样才能更恰当地认识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存在及影响，理性看待中美在印太地区的互动。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