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秦前红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李少文
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生
网络公共空间能够形成、传递和表达公众的意志和利益，是政治过程的初步形态，反映了社会的自由化。法治应用于网络公共空间的治理，要求建立满足不同主体需求的秩序结构，同时保障民主价值和公民的自由权。
杨上广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教授
可以看出上海家庭出行模式呈现居住区位、住房类型和收入水平等差异，上海家庭出行模式受到家庭收入结构、年龄结构等影响。上海家庭通勤时间和通勤距离呈现倒“U”形曲线，即从市中心向外，呈现由低到高再低的格局。
汪晖
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所长、教授
关注环境，不是单纯地谈生态问题，而是关注整个的发展模式。现在，环保日益成为公众话题，内部的复杂性也就多了起来。环保是未来的“大政治”，所以，很值得去认真地对待，要有一些思考很深入、彻底想问题的人，把这些东西想清楚，不是在一个简单的生态意义上谈环保，这一点很关键。
文扬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新西兰联合报》社长
“一带一路”计划的展开，已经形成了对中国海军的一种倒逼，不管中国海军既定的发展战略如何，处在哪个阶段，都需要加速转型，尽快向更为实际的目标接近，为更为现实的目的提供可用手段。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教授、中国问题专家、曾任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著有《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中国行为联邦制》、《不确定的未来》等著作,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
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成功地把自身从一个资本高度短缺的经济体，转型为资本过剩的国家。从其本质而言，中国的资本和其他所有国家的资本都是一样的，都是要通过盈利而得到生存和发展。
郑秉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
现代社会保障诞生至今虽然只有130多年，但发展迅速，已覆盖全球；理论创新不断，吸引了多学科研究者的积极参与。今天，社会保障依然具有蓬勃生命力，演化出多种制度模式且仍处在各国改革实践前沿。实践的快速发展，又对理论创新发出新的呼唤。
康斯坦策•斯泰尔穆勒
布鲁金斯学会罗伯特•博世高级研究员
翻译:梁艳裳
德国已经有采取更强硬手段的迹象。德国近来在很多领域有了新创举：向伊拉克库尔德武装提供武器、团结欧洲对抗俄罗斯的脆弱共识。值得一看的是我们的所作所为，不仅仅是我们所写下的东西。
新华社经济参考报 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
通过本次问卷调查，我们获得了专家们关于中国当前宏观经济运行面临的主要下行风险、2015年世界经济形势、2015年中国宏观经济主要指标的变化趋势以及2015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走势等问题最新认识和判断。
林兵
吉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社会学院社会学总支书记
中国环境问题的成因较为复杂，受计划性发展目标、环境管理与政策及社会生活等因素的影响。而中国环境社会学应当以中国环境问题的现实为研究基石，并坚持环境社会学的研究范式，即关系主义、结构主义及行动主义。在“经验—理论”研究的基础上，逐步完善和推进中国环境社会学的理论建设。
托尼·伊卢梅鲁
伊卢梅鲁基金会创始人、传承控股董事长
非洲的创业者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将私营行业的财富与公众的需求相结合。这将成为非洲式资本主义的重要支柱：创业者与社会共同蓬勃发展，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李连成
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所运输经济与技术研究室主任
疏解首都过度集聚的交通功能，实现京津冀区域交通一体化发展，需要提升天津的交通中心地位，把石家庄打造为区域第三极，形成北京、天津、石家庄三个区域交通运输中心。
贾康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成员
整合不动产登记职责、建立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是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的重要内容，也是推进简政放权、激发市场活力的有效举措，对于保护权利人合法财产权，保障不动产交易安全，夯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权基础，提高政府治理效率和水平，尤其是方便企业、方便群众，都具有重要意义。
迟福林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牛福莲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
绕社会智库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中应发挥的作用、如何建设一流社会智库等内容指出，智库的价值源于研究的客观性、前瞻性和专业性，智库不是政策决策的“诠释者”，也不是“批判者”，而是在客观、前瞻的研究基础上提出建设性战略和政策建议的“建设者”和“推动者”。
李成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兼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董事
Lucy Xu
中国提出的这一概念与美国领导者和拉里·萨默斯等学者的世界观有相似之处。美国能够制定更好的战略，应该以大局为重：只要“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概念能够引导并鼓励中国采取非对抗性的外交政策，那么它就是有建设性的，有益的。
居伊•德•容凯尔
欧洲国际政治经济中心高级研究员
所有证据都显示，中国经济最有活力的部分，恰恰是国家干预最少，市场化程度最高的部分，而表现最差的部分，也是被控制得最严格的部分。无论从创造就业机会、运行效率、出口、利润率，还是创新能力等哪个角度衡量，私有企业的总体表现都一直好于国企，而且这还是在私企享受不到国企的种种优惠待遇的前提下实现的。
加利·克莱德·霍夫鲍尔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雷金纳德·琼斯高级研究员,研究领域涉及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税收等
中国作为大国的崛起在经济和军事山远没有达到顶峰。这种情况的确会对美国构成挑战，但如果两国领导人都追求理智的合作政策，那么就不一定构成威胁。就目前而言，形势似乎是有利的，习近平和奥巴马在北京的握手表明，这种政策将成为2015年的标志性事件。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