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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蔡昉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一、 引言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世界商品和服务贸易出口的实际增长率,除个别年份波动之外,始终高于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率,这充分说明了我们所处的经济全球化时代特点。因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世界贸易总量于2009年骤降之后,2010年和2011年都得到恢复性的增长,也大大高于GDP增长速度。然而,自2012年以来,世界贸易增长率持续低于GDP增长率。诸如全球经济增长疲软等需求侧经济因素以及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转向内需驱动等供给侧经济因素,可以或多或少地解释世界贸易的减速,然而,全球性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应该是产生这一现象的重要的政治经济学因素。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贸易下降或许是在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下反全球化的政治生态致使经济全球化受阻的一个特征性表现。与此同时,全球资本流动数额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从2007年的峰值水平上骤跌。

这种现象不难理解。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国纷纷设定新的贸易壁垒,其中,作为最发达经济体的美国以及德国和英国就分别出台了数百项措施。诸如此类的政策变化也反映了西方国家政治结构的变化,即以反对全球化为核心主张的政治民族主义化和民粹主义化,并迅速演化为非合作性的反全球化策略。截止到2016年,这种趋势已经表现得十分明显,而且呈现政治上的极端化与指向上的趋同化并存的新特征。欧洲民粹主义在政治上节节逼近,形成遏制接受移民(难民)、阻碍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退出国际一体化机构等反全球化浪潮,其中,英国公投脱欧只是在可以预见的逆全球化事件中最具新闻性却远非完结的一桩而已。无怪乎人们说:英国脱欧并不出乎意外,问题在于“谁是下一个”。

政治经济学可以很好地解释这种现象。全球化本身并不是利益中性的,最初人们看到的是发达国家及其政治经济精英和智囊们主导着全球化,使其朝着有利于发达国家的方向演进。不论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国际金融与贸易机构,还是欧盟这样的一体化共同体,做决策的都是那些握有生杀予夺权力的大国,由代表这些国家的财政部长、中央银行行长和贸易部长行使权力,使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不能从全球化中均等获益。进而,人们又发现,发达国家中主宰利益安排的实际上是跨国公司和其他代表资本的利益集团。不难想象,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和低收入家庭同样未能从全球化中获益。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美国国会多次未能通过预算法案,未能让债务上限与支出保持一致,为此美国政府债务最终明显受到违约威胁,这种恶劣行为让我们的财政政策与别国一样差劲,甚至在有些地方糟糕得多。

谭浩俊

江苏省镇江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对经商的官员子女来说,都是如何经商的,有没有权力的庇护,有没有权力生财的现象。而对没有经商的官员子女来说,其投资移民的钱是哪来的。为什么一名官员,能够拿出这么多钱来为子女移民提供投资资本,都是值得探究的。

刁大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包括美国政府与政治、美国国会政治、中美关系、比较政治等

鲍卡斯作为美国政坛上的一个棋子足以起到某些“田忌赛马”的致胜奇效。但当被放置在中美关系这盘大棋局之中,鲍卡斯的作用完全是个人化与细节化的,就像骆家辉的经济舱、星巴克和PM2.5一样,看似无关大局,却见微知著,不可小觑。

张立群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长期从事宏观经济分析和经济发展战略、规划研究

日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经济增长的基础仍不稳固。总体而言,可以认为我国经济已经由高增长时期转入了中高速增长时期,进入了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的发展新阶段。

张光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政治系教授、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兼职教授

分税制改革以来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产生的成果,通过地方财政收入增长速度显著高于经济增长速度的运作机制,过多地被政府公务人员所占有。在这个意义上,习李政府治官举措,要让公务人员的收入水平回归到为社会民众所能接受的符合“国际惯例”的合理水平。

随新民

中国国际关系学会会员、外交史研究会理事、中原工学院政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弗吉尼亚大学政治学系访问学者、著有《中印关系研究》和《印度对中国的认知与对华政策》等著作

印度战略文化同战略选择、安全行为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战略文化通过塑造决策者所处社会文化“场”的方式大致框定战略选择范围和国际行为模式。相关性分析选取核武器化行为、谋求区域排他性战略优势行为、不结盟三个案例。

张斌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学者

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宽幅波动的汇率形成机制,能最大程度地落实此前提出的汇率改革目标。不仅能更多发挥市场供求力量,而且能起到优化经济结构、为国内货币政策独立性以及诸多金融市场化改革松绑的目的。

陈文玲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

2013年全球经济形势严峻,主要发达国家经济政策刺激影响下的国际经济复苏出现变局,2014年其基本经济政策取向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世界经济风险和不确定性增加,主要特征仍可以概括为“一低五高”。

乔纳森·科什纳

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著有《货币与强制:国际货币权力的政治经济学》一书

翻译:阙天舒

倘若美国按照进攻性现实主义给出的建议,选择与中国进行对抗,将会形成一种“自残式”的地缘政治态势,这也会对美国的国际政治影响力造成损害,并会使中国变得愤怒和不稳定——如果美国的政策起作用的话。

李迅雷

海通证券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上海市人大常委委员、财经委委员

中央提出“人的城镇化”概念,应该是对过去10年城镇化政策的反思,城镇化会议提出了好的举措,即“要建立财政转移支付与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相挂钩的机制”,不过,要对现有的区域行政管理体制和财政支出体制进行实质性改革,说易行难。

布鲁金斯学会 翻译:陈召强

日前,布鲁金斯学会发布《2014年非洲展望报告》,就该地区新增劳动力人口、海盗、国际融资、合作伙伴、气候变化和工业转型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并给出了相关的建议和意见,或有助于我们规避风险、寻找商机。

Hanns Günther Hilpert

德国国际与安全事务研究所亚洲研究部副主任,研究领域包括东亚、中国、日本,关注于外交政策、冲突研究和安全议题

在中国复杂的现实背景下,将中国贸易政治定义为彻底的自由主义或重商主义,完全符合或不符合世贸组织规则,这样的言论会被轻易证明是错误的。不同成员的利益和多方面的可能性和影响,证明了中国贸易政策是多么的矛盾和不稳定。

久保文明

东京大学教授和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客座研究员

编译:李骁

增强安全以及改变现行政策的决定性努力,对于直接保卫钓鱼岛和应对中国军力的快速提升,毫无疑问都是必要的。建立日本海岸警卫队、增加防务开支、支持日本的安全委员会、完善保密法律、修改政府对集体自卫权的解释等,都是应当追求的,同时也是增进与美国联系的有效途径。

郑联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中心研究员

在宽松政策框架的收益与风险的平衡中,风险在联储政策决策中的权重将会逐步提高,联储宽松政策框架将会有一个结构性调整的过程,2013年12月联储已经轻轻按下政策框架进行结构性调整的“按钮”。

理查德 A·比青格

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关系学院高级研究员

译:马文龙

自2013年11月23日中国政府发布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的声明以来,立刻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各种批评声音也不绝于耳。同时对于下一步中国是否会在周边其它海域也划设类似的防空识别区也引起各方的广泛猜疑。

吴晓求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

中国金融的基本发展趋势是:基于互联网金融的渗透、竞争和撞击,现行金融模式和运行结构一定会发生巨大的变革,金融功能的效率一定会大大提高,风险则会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异,这就需要制定与互联网金融相适应的监管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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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世界存在自由交易和集中控制两种交易体制,而这两种交易体制实际是两种资源管理体制。从非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实际就是对要素和资源的管理模式,关键在于对要素和资源的控制权。从古罗马的历史看,这两种资源管理体制都会造成危机,尤其以集中控制所造成的危机最为厉害。自由交易也会导致危机,但危机往往可以通过大量的财富损耗为代价来熨平和冲销。历史显示,只要不走向极端,保持克制,则大致都可维持社会的均衡发展。
国内1月信贷增加3.23万亿,同比多增3284亿;社融增量4.64万亿,同比多增1.56万亿,且均为历史最高值。中国央行官员表示,从历史规律看,1月份是全年贷款投放最多的月份;考虑到春节因素,应把1、2月份甚至一季度的数据统筹考察,不宜对单月数据过度关注。而1月新增贷款与实体经济的需求是相匹配的,属于合理水平,不是“大水漫灌”。央行官员还表示,货币政策并未转向。
人口增减变化代表了市场需求变化,从趋势来看,中国城市人口增长总体呈现“南快北慢”趋势,新增人口占比,南部为78.7%,北部为21.3%。华南城市几乎全面扩张;华东城市扩张、饱和各占一半;华中、西南、西北的核心城市、扩张趋势明显,而中小城市饱和或收缩,东北城市出现极端分化,53%的城市扩张,41%的城市收缩,人口向核心城市转移的趋势明显。
一项涉及149.2万亿元中央国有金融企业资产重整的行动已有迹象可循。监管部门正考虑采取划转、出售等方式,将部分央企旗下的金融资产进行整合。这与此前非银行金融机构频繁爆雷有关。监管层从2013年开始就资本脱实向虚,限制央企并购金融企业的行为。2018年以来,实体经济困境和近一半央企主营业务亏损,令防范系统性防范金融风险显得更为重要。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即将公布。据了解,香港要融入国家发展的大局,将侧重研发和金融等服务,并继续提升于国际仲裁及航运枢纽的地位。消息人士预料,大湾区规划将分两个阶段发展,中期规划是于2022年前打好连接湾区各市的基础;长远会在2035年前有更多便利大湾区各城市居民流通的措施,并在2035年完成整个湾区建设。香港有关人士估计,今后需要研究推出“大湾区签证”,方便想到大湾区工作或投资的外国人士。
中国央行官员日前在国内某论坛上称,目前的政策文件没有反映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问题,国内大部分政策文件是由处长们起草的,但在交流时会发现各部门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存在分歧。分歧可能源于认识上的差异,也可能是基于部门利益考虑,很难协调一致。处长们没有调整立场、相互妥协的权力,只好把有分歧的问题从政策文件中拿掉。此外,还存在立法部门化现象,行政部门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无法真正体现市场化和法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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