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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杨志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财经院拟定位为学术型智库,即建立在学术研究基础上、以学术研究为支撑的党和国家的思想库和智囊团。其主要任务是:1.立足于为党中央、国务院的科学决策服务,就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大现实问题提供战略咨询与对策建议。2.立足于长期学术研究的积累,强化学术研究对于科学决策的基础和支撑作用。3.致力于研究国家改革和发展中的战略性、全局性、综合性和长期性重大问题,提供科学化、及时化、系列化和前瞻化的研究成果。

一、轻税与减税

中国税收制度的现代化建设和税收政策的优化亟待确立“大国轻税”理念。现代社会离不开税收,但是国家征税的多少以及如何征税争议很大。国家收的税多,则百姓所能留下来的可支配收入就少;反之,百姓的可支配收入就多。减税可以让税负更轻。

减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民富”,但是减税有限度。如果减税已经影响到政府的正常运转,或者减税导致政府债台高筑、债务负担沉重,那么这样的减税就可能得不偿失,因为政府的债务负担最终还是要靠老百姓来偿还。此间必有一个权衡取舍的问题。

在减税的同时削减政府支出,那么减税空间就相应会扩大。一方面减税,另一方面财政支出在扩大,那么财政风险就可能集聚。在一些发达国家,减税容易得到民意支持,而削减支出不容易得到支持,一意孤行削减支出则执政党容易被赶下台。一般的政治家多不愿意尝试削减支出的政策,除非迫不得已。在这些国家,减税容易捞到选票,主张更高水平的社会福利也容易得到选票,纯粹的民粹主义主张的结果必然是这些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甚至导致财政的不可持续,甚至带来严重的国家危机。2008年以来欧洲一些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就是明证。天底下何来免费的午餐?要享受超越经济水平的社会福利,就必须付出代价,或者是短期的,或者是中长期的。在西方所谓的现代民主制度下,减税与削减支出往往很难同时做到。

实际上,现代国家都有内在的财政支出扩张倾向。如果不能有效控制财政支出,那么再多的税收也是不够用的,更遑论进一步减税?减税不能为减税而减。减税需要空间。减税或者是财政政策实施的需要,以短期减税换来更快的经济增长,让经济增长带来中长期更多的税收收入;或者是因为既有的税收制度不合理,税收负担太重或不适合当下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减税换取社会所需要的经济效率和公平正义;或者是因为国家找到了更加可靠的收入来源,可替代财源的出现为减税提供了空间;或者是因为国家财政治理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税收制度需要作根本性的变化。减税可能还有其他的理由,但不管什么样的理由,都不太可能无限度地减税。

在这样的背景下,现代国家必须而且只能以“轻税”为中心构建新的税收制度。按照“轻税”理念建立的税收制度,符合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要求,可以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真正拥护。

二、“轻税”:古今中外的诉求

张卓元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改革滞后的主要表现是政府支配的资源过多,政府过分主导资源配置,政企不分、政资不分、政事不分问题远未解决,抑制了市场优化资源配置功能的发挥,一句话,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没有理顺。

Rodger Baker

美国战略分析公司副总裁

2008年开始的欧元区债务危机现在愈演愈烈。欧洲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欧债危机会给中国带来什么影响和启示?欧债危机又如何反映了中国经济模式的弱点?美国战略分析公司副总裁罗杰·贝克(Rodger Baker)对此予以分析。

拉乌尔•卢帕勒尔

独立智库“开放欧洲”经济学家

困境中的欧元区国家应努力推进经济和体制改革。但从长期看,眼下已经到了一个节点:欧元区要想继续生存下去,必须重新评估其结构和成员。让欧洲央行成为完全的最后贷款人,将偏离这些要求,并可能在长期内招致更多问题;最终,这会让它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Joergen Oerstroem Moeller

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高级访问研究员,新加坡管理大学和哥本哈根商学院兼职教授

债权国可以设定未来经济政策的走向,很可能会突出财政纪律。西方国家在大型金融商行有既得利益,但是新任的老板没有。他们或许将增强对投资模式的控制。这可以通过设立他们自己的金融商行或买进金融机构来完成,就像2008年全球债务危机后一样。

张茉楠

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副研究员

意大利到底是“大得不能倒”,还是“大得救不了”?意大利政府债务高达1.92万亿欧元,占欧元区政府债务总量的23%,即便是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能杠杆化获得1万亿的救援资金,或欧洲行业被迫进入初级市场购买债券,也填补不了如此之大的债务窟窿。

Ernesto Zedillo

耶鲁大学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墨西哥前总统

随着未来几年经济和地缘政治力量继续发生重大转变,国际社会是否有能力应对其他更为复杂的失衡状况。但结果显示,迄今为止,G20仍没有通过这一检验。

吴敬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11月10日,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国际金融论坛2011年全球年会上表示,中国货币对GDP的比率是世界第一,超过了180%,流动性大量泛滥,造成金融体系受不了外部或内部的冲击。这样一种经济增长的模式,它就是储蓄消费结构失衡最深刻的根源。以下为吴敬琏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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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负债扩张模式已经行不通了,在国家不鼓励、金融政策不允许、融资环境趋紧、市场竞争加剧的背景下,高负债扩张的模式不仅过时了,而且意味着巨大的风险。在高增长时期的高债务扩张,曾经培养出一批快速扩张的“枭雄”式的民营企业和臃肿的“恐龙”级国有企业。但当高债务泡沫破灭之后,中国市场将经历一场深刻的洗牌!
尽管人民币兑美元正接近两年半高点,但企业对其涨势却显得信心不足。企业不愿意将所获得的外币转换成人民币,远汇市场上对人民币贬值的押注有所升温。如果出口商愿意承受较大的汇兑损失也不愿意结汇,可见他们对人民币远期贬值的预期是很强的。如果类似的市场预期成为共识,累积起来将成为外汇市场上不可忽视的力量。
作为近年来保险公司等企业境外投资的新型融资渠道,内保外贷的流动性、高杠杆及再融资风险,正引起监管部门关注。保监会联合国家外汇局发布通知,一是明确了保险机构开展内保外贷业务的资质,二是明确了融资比例和融资用途,三是明确禁止行为。相关项目及其底层资产不得违反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产业政策和境外投资政策。
受到美国股市大幅下滑的影响,SPDR S&P 500交易所基金(SPY)的资金流出规模达到236亿美元,创出历史新高。流出的资金规模相当于该基金资产总额的8%,如此高的资金流出前所未见。摩根大通策略分析师表示,市场投资者如此迅速且大规模的撤资显示,未来商品交易顾问和风险平价基金进一步卖出头寸的规模有限。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即“大基金”)去年在A股投资了十多家上市公司。不过,去年11月底入股的汇顶科技股价持续下跌,使得大基金目前约浮亏16.3%,浮亏4.6亿元。与晶方科技的一笔6.8亿元的股份协议转让也浮亏约15.3%。作为支持半导体产业发展的战略性投资基金,大基金在A股市场到处投资,有变成财务投资者的风险。
2000年以来中国的生育率就一直低于日本,2010-2016年中国平均只有1.18,日本为1.42。实现“全面二孩”政策后,2017年中国出生人口1723万人,同比减少63万;人口出生率约为12‰,同比回落0.52‰。开放二胎后中国的生育情况仍未摆脱风险,值得中国社会担忧。今后中国的人口和老龄化危机可能比日本还要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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