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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徐明棋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上海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

世界经济研究所以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两大学科为主轴,将世界经济研究与国际关系研究、国际问题研究与国内问题研究相结合,注重研究的综合性、整体性,提高研究成果的前瞻性、战略性和理论性。在已经形成的理论研究、对策研究及动态研究相结合的基础上,强化中长期战略研究和基础理论研究,形成了一批跨学科研究的突破性成果。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3年10月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成为世界瞩目的最重要合作机制。将近四年来,这一倡议得到了全球越来越广泛的认同,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基础设施、贸易投资方面的合作也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今年5月份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进一步积聚了国际社会的共识,对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构建利益共同和命运共同体更具有里程碑意义。

“一带一路”建设倡的目标是要实现沿线国家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政策沟通、民心相通。在这“五通”中,资金融通处于核心地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合作对推动资金融通更是关键的环节,既具有广阔的前景,也面临一定挑战。推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合作意义重大。

一、金融合作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占据核心地位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发展中国家占多数,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要致富先修路”,以中国的发展经验看,改善互联互通基础设施要先行,因此建设公路、铁路、桥梁、港口以及发达的电子通讯网络和金融网络等软硬设施是这些国家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最紧迫的需求。但是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往往规模大,回报率低、回报周期长,这使得国际商业性资金进入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相当有限。因此,如何解决基础设施融资的资金缺口,提供合适融资渠道和资金,就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

贸易扩大也需要提供贸易融资、货运保险以及顺畅的贸易清算渠道。大多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体系不够发达,金融机构也不够完善,动员金融资源和配置资源的能力相对不足。因此这些国家普遍缺乏金融基础设施,也不能满足其他硬件基础设施建设和拓展贸易的资金需求。国际金融合作就成为打通贸易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瓶颈的重要手段。

亚洲和太平洋区域总体并不缺乏资金,本地区储蓄率高,金融资源丰富,但是由于金融体系相对不发达,很多国家的储蓄资源未能通过有效率的金融体系将储蓄资源导入至实体经济建设中,很多资源被转移至国外,被西方的跨国银行所利用,成为他们在全球投资的资源。仅在2011年,亚洲的储蓄中就有5.6万亿美元被用于区外的投资。最近,特朗普可能要采取的减税以及美联储可能削减资产负债表等举措,更是刺激了一波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资金流出。

从1949年到2011年,中国城市化率几乎以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我们用30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城市化历程。但在这些光鲜的城市化数字背后却是众多城市的悲鸣。

徐奇渊

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日本银行可能承担了过多的指责。不过,作为一项涉及全局利益的改革步骤,金融自由化步伐确实当慎之又慎。

J.Bradford DeLong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助理研究员

上个世纪,世界上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曾先后4次陷入以长期失业率为特征的经济萧条之中:这些萧条分别爆发在1930年代的美国,1930年代实现工业化后的西欧,1980年代再次在西欧爆发,最后则是1990年代的日本。而其中较近的两次经济萧条都对此后的经济产生了漫长且深远的影响。

梅新育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

在民营经济发达、民间资金充裕、民间金融活跃的温州,开展某些金融探索是必要的,但《方案》并不意味着温州的金融改革试验就此踏上铺满鲜花的坦途。任何试验都有成功和失败两种可能,有些试验未必能够达成试验者所期望的目的,甚至可能带来始料不及的负面后果,我们对此必须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马光远

北京大学风险投资研究所研究员

温州目前的现状,可以说是整个中国经济和中国金融的缩影,背后折射的问题仍然是改革层面的问题,问题的根源还是由于金融改革的不彻底,导致了金融抑制,金融资源配置扭曲,地下金融在滋生的同时也在不断地累积着风险,所以对于温州的金融改革不仅温州关注,全国人民也在关注,全国的中小企业和全国的民间资本都在关注。

Arthur Kroeber

布鲁金斯清华大学中心客座研究员

面对挑战,中国需要在金融业进行一套有效而广泛的改革,财政政策、价格因素、受到政府操控的市场结构、土地和能源等都是改革的对象。这篇文章旨在说明金融业改革是解决以上三项结构性挑战最好的和最直接的方法。

王远鸿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高级经济师

我国经济运行正处在变化的敏感期,经济增长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国内通胀问题尚未得到根本缓解,一些潜在风险正在逐步显现。我们短期内要把握好宏观调控的方向、力度和节奏,加强各类风险研究,提早制定应对预案,防止经济出现大的波动。

王立强

社科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常务理事

如果“三个峰值”都依稀可见,政府就必须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使股市、房市和汇率的峰值此起彼伏,交替升降,力避“三个峰值”同时出现,在时机上有效错开国际资本套现离场的时间。这样,巨额民族财富短时间内流失的现象即剧烈金融震荡就可以避免。

Michael Boskin

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希腊债务协议的达成和欧洲央行贷款计划的实施大幅减少了传染性主权债去大爆发和欧洲央行大批倒闭的可能性,现在,我们应该把目光朝前看。欧盟、欧元区以及债务沉重的欧元区成员国将何去何从?欧洲能够成功地减少其福利国家最大的国度支出项,同时又不引起经济灾难、颠覆政府的社会动荡并且(在外围国家)不影响弱不禁风的债权人协议。

周小兵

社科院亚太研究所副研究员

东南亚在亚洲金融危机后一方面加大了其经济的对外依存度,一方面将其市场方向较大幅度地向亚洲地区调整,基本达到了恢复增长的目的。中国经济规模已超过日本而成为亚洲最大的经济体,在区域经济关系的重构中,已具有引导区域结构发展方向的能力。

迈克尔·佩蒂斯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中国正在放慢脚步。在10多年来每年增长超过10%之后,中国经济正在减速,两位数增长的美梦已经结束。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上周就向中国领导层表达出了这种意思。因此很多分析师得出结论:中国需要放松货币政策。他们错了。

井村喜代子

日本庆应大学名誉教授

正当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全力应对全球经济危机尚无明显起色之际,欧债危机又令欧元区难以招架。面对这场复杂而深刻的危机,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从多角度给出了深入的解说,其中以正统派的代表人物、庆应大学名誉教授井村喜代子认为,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变质”和“金融的变质”引发了这场全球性经济危机。

陶然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我们需要对每个行业改革后带来的好处进行测算,扎实的研究非常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给既得利益一个退出的机制,让他们不反对改革,要改革他们,不给他们足够的激励包括补偿,根本改不动。

向松祚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

全球金融体系正在经历史无前例的大变局,它的幕后推手就是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我们既没有深刻认识到货币泛滥对全球金融体系的深远影响,当然更没有找到妥善应对之策。它是人类面临的最大麻烦之一,没有哪个国家能够躲开这个麻烦。

Alfred Gusenbauer

奥地利国际事务研究院主席

我主张建设一个能直面无情变化所带来挑战的强大的欧洲。我们需要在欧洲国家、几代人和社会各阶层之间订立新的契约,而这就意味着做出艰难的抉择。我们必须告别民族利己主义、既得利益、肮脏的花招和想当然的确定性。如果欧洲希望保住现有的地位,就必须进行大规模改革。

Gita Gopinath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

除了推行汇率贬值以外,还存在其他解决南欧短期竞争力问题的简单财政方案。可以肯定的是,可行的财政货币贬值方案必须将规模控制在一定限度内。但是,伴随着债务重组,宽松的货币政策,欧洲央行的资金流动性支持及非常必要的结构性改革,这些可行的财政货币贬值方案,可以在欧元区不解体,并且不会导致紧缩引起的严重经济衰退的前提下,帮助那些经济困难的国家踏上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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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国务院重新强调企业家作用,提出依法保护企业家财产权、依法保护企业家创新权益、依法保护企业家自主经营权,要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作出贡献。从十八大到十九大,中国的发展从“破”到“立”,要“立”好,核心是发展经济。中央重新强调企业家群体,这是“撸起袖子加油干”的战前动员。
标普对中国市场的评级“炸弹”开始连续引爆。9月25日,标普再度出手,下调了包括中国移动、中石油、中石化在内的21家央企和基建实体的信用评级,评级展望为稳定。标普称,21家企业中的绝大多数企业获得中央政府特别支持的可能性极高,使其信用评级跟随中国主权评级变动。标普比穆迪出手更快,下手也更“狠”。
9月欧元区经济持续向好,欧元区9月的综合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初步估算达到56.7,为四个月以来最高点。欧元区今年第三季度的增长率预期将达到两年来最高水平。欧洲央行已将2017年经济增长预期上调至2.2%,同时可能在10月缩减量化宽松规模。有市场研究机构认为,欧元区经济已达到“爆发”程度。
在保险业被认为滥用监管权和审批权的背景下,保险监管的公信力急需重塑。保监会副主席陈文辉强调,今后保险业绝不允许再出现所谓“特殊公司”。保险监管面临的问题在证券市场和银行市场同样存在,原因在于监管者混淆了基本定位,监管者成了市场发展的推动者,结果形成了比较普遍的利益输送。
穆迪、标普先后下调中国评级,加剧了市场对中国债务的担忧。不过,摩根大通最新报告称,相比于今年第一季度末债务与GDP之比的269%,第二季度末的比值为268%,终结了超过五年来借款稳步增加的趋势。尽管下探幅度较小,但第二季度的债务下降值得注意。部分国际金融机构的肯定,说明中国政府的努力方向是对的。
随着国内消费升级,消费金融迅猛增长,从2013年到2016年,互联网消费金融的交易规模从60亿猛增到4367.1亿,爆发式增长70倍,年复合增长率达317%!但行业风险如信贷不良率、资金成本风险、多头借贷等风险逐渐暴露。初步估计,消费金融行业的野蛮生长也因风险暴露而亟需纳入强监管,这将加速整个行业洗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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