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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上海大学“在沪外国人研究”课题组

上海作为国际性大都市需要的不是一般性的人才,而是国际性的人才,如何更好地吸引并留住外籍人才成为促进上海加快建成国际性大都市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范逢春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系导师

在“治理”与“现代化”的场域和“为什么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逻辑起点,回顾和反思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终极性价值,可以见之,它以对社会发展的整体关切,诠释了“公平正义”的核心理念。而唯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科学意义、民主诉求与法治主张取得理论研究者与实践操作者的共识,才能完成其“治国”的历史使命。

高晓霞

南京审计学院外国语学院

钱再见

南京师范大学强化培养学院

治理实质上就是通过国家公共权力的配置如分权、放权和控权,合理分配公共资源以达成公共目标,实现公共利益。只有在公共权力配置合理、公共权力运行公开化的前提下,才能实现公共资源的公平、公正和公开分配,反之,就可能会导致公共权力异化和贪污腐败。

唐兴军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博士研究生

齐卫平

上海市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是政府治理的现代化,政府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是政府职能转变,而政府职能转变也必然成为全面深化改革有序推进的着力点。新形势下的政府体制改革需要以治理现代化的整体性思维为指导,以政府职能转变为战略目标和现实路径。

沈逸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副教授、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博士

对中国来说,意味着在某些情况下,要做好中国的网络关键基础设施遭遇美国网军预防性防御战略指导下的攻击的准备;美国在网络空间的情报刺探和搜集行动将持续升温,对华网络基础设施的刺探行动力度预计也将持续提升。但另一方面,也将出现新的围绕网络安全进行合作的战略机遇。

黄益平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成员,研究范围:宏观经济、国际金融、农村发展

孙杨

《凤凰周刊》记者

市场是一直在那里的,要靠企业自己去抢。只不过,现在中国企业需要到高附加值、高质量的新的市场去抢份额。所以说到底,出口企业面临的核心问题,还是提升竞争力的问题。

陶涛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国际经济与贸易系副主任,研究方向:国际经济学国际贸易 日本经济

 李广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研究一处处长、博士、副研究员

近年来,我国电子商务发展的势头迅猛,总体规模越来越大,如图1所示。除少数年份外,年均增长率在30%-40%左右,2013年交易额突破10万亿元,达10.28万亿元。十年间,交易额增长了10倍。

郑贤玲

深圳天亿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机械行业研究员、经济学博士

多年来,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始终未能解决所有权缺位的问题,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模糊,无法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治理结构。同时,规模增长成为中国工业企业追求的目标,导致大量投资浪费、供需失衡。中国工业面临阶段性发展瓶颈。

刘国福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兼任国务院侨办咨询委员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引进海外人才的经济与法治建设都取得了显著进步,然而也面临着国际移民逆差、外国人融入问题等困难与挑战,我们要根据中国的国情规划和发展国际移民事业,探索实行技术移民,探索建立国际移民管理职能相对集中的新模式,建立国家层面、国际移民工作统筹协调机制与技术移民的新制度,实现中国与世界的移民发展同向而行。

李铁

发改委城镇改革中心主任

韩国和中国一样,都经历了以工业化为主导的高速的城市化进程。韩国国土交通部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韩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城市化率)已达到91.04%。而中国的城镇化发展速度之快、农村向城镇转移人口规模之大,在世界上更是前所未有的。

西蒙·莱斯特

加图研究所Herbert A.Stiefel中心贸易政策研究所研究员

翻译:徐浚豪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助理

TPP成功与否,应取决于其自身对经济的影响,担忧中国主导贸易规则是错误的,中国的贸易规则和美国的没有区别,都致力于消除各种贸易壁垒。

李铁

发改委城镇改革中心主任

作为处于城镇化高速增长期的中国,无论是在规划编制和规划体系制度上,还是在政府管理体制上,是不是也需要认真研究东亚国家的模式,有所借鉴呢?

范毅

发改委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政策研究处处长

随着城镇化政策的提速,社会各界对“县改区”政策的理解不一,当前有必要对我国县改区政策进行梳理,防止通过行政手段,以完全违背市场导向的方式推动城市发展。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调研组

多年来,由于老城相对于郊区往往拿地慢、拿地成本高,地方政府不愿啃旧城改造这块硬骨头,所以不断扩大城市边界,通过低价征收、高价出让的方式大搞新城新区建设,这种做法不仅导致用地粗放 ,造成了大量空城、鬼城,还抬高了农民的进城门槛。

李铁

发改委城镇改革中心主任

西方国家上百年城镇化进程出现的社会问题和矛盾,集中在我国也就大约三十年,问题的积累速度和矛盾的尖锐化程度也是前所未有的。我们面临两难,一是作为后发国家,和先进国家、发达国家参照对比,有强烈的赶超欲望。二是面临着几亿人口走向城镇,需要提供大量的公共服务。

卡尔·米查姆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美洲项目主任

目前两国关系正常化所面临的最大危险在于丧失去年十二月以来的强有力势头。六个月前,像这样健康的双边关系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但只要美国和古巴能一直保持前进的势头,我们就很有希望达到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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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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