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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夏怡然

温州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陆铭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员、上海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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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随着经济的现代化,中国出现了城市大型化趋势,人口逐渐向少数都市圈和城市群集中。于是,社会各界又出现了一些似是而非的倾向,认为需要并且可以用行政的手段来抵消这种趋势。一方面,一线城市加强了对城市人口规模的控制,设置较高的落户门槛,限制外来人口的流入,甚至通过“以业控人”“以教控人”等方式减少城市内部的外来人口数量。与此同时,二三线城市纷纷降低落户门槛,甚至推出许多针对高技能劳动者的优惠政策,打响了人才争夺战。这些行政性的人力资本均衡政策,也许可以在短期内影响人口的空间分布,但当行政性的手段弱化,在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下,人口流动是否又会回归到原有的路径,依然向少数都市圈和大城市集聚呢?

当前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和人口都集聚在少数大城市或大都市圈,越是发达的国家人口集聚程度越高,而且集聚的趋势还在加强。人口空间分布和城市体系的演化有其内在的规律,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改变人口空间分布的尝试,但从未成功过。俄罗斯在苏联计划经济年代就曾经实行过生产力均衡配置和人口均匀分布的政策,但在市场经济转型后,俄罗斯的人口分布又恢复到西稠东稀的历史格局。在中国历史上也曾经发生过对人力资本的行政性空间调整,包括20世纪50年代的“高校搬迁”运动,以及计划经济年代的“三线建设”,这些行政主导的人力资本均衡政策虽然曾经对受益城市的人力资本积累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作用在逐渐弱化。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中国形成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东南沿海地区因为地理区位和自然条件优势,使得其人力资本回报提升,并吸引了更多高技能人力资本,城市间的人力资本空间分布又逐渐向历史上的人力资本空间分布回归。本文以史为鉴,通过研究和总结中国历史上人力资本均衡政策的长期效果,为当前类似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效果提供参考依据。

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二部分从理论上分析人口分布、城市体系以及人力资本空间集聚的内在规律,并探讨什么样的人力资本干预政策是合理的。第三部分比较分析历史和现代的城市人力资本空间分布,特别针对20世纪50年代的“高校搬迁”运动,展现了其对人力资本的空间分布造成的影响及影响的持久性。第四部分讨论改革开放之后,人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回报和地理条件在人力资本空间集聚过程中的作用,解释为什么行政性人力资本均衡政策难以持续。第五部分总结本文的政策含义。

帕拉格·卡纳

新美国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兼混合现实研究所所长,著有《第二世界》、《如果管理世界》和《混合现实》等著作。

翻译:Xu Binbin

鉴于促进可持续城市化及增进协调可以推动妇女权利、气候变化、青年失业及扫除文盲等众多其他领域的合作,因此官方必须重点推进可持续城市化运动,同时辅之以技术创新,引导资金流向使城市更宜居、高效、可持续发展的创新成果的研究及分配领域。

Patrick D.Tyrrell

美国传统基金会数据分析中心研究协调员

James Sherk

劳动经济学高级政策分析师

翻译:陈达伦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助理

奥巴马总统也许有着美好的意愿,但这不能够抵消掉意料之外的结果。最低工资对于非熟练工人而言是个准入门槛,这就是要求他们拥有更高的产能、并获得更高收入的经验。这就是为什么三分之二的最低工资工人在一年内能够收入上升。

黃育川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曾任世界银行中国业务局局长

中国政府开始意识到,平衡各类优先事项的最好方法,是依靠一套治理机制——这套机制应能更好地理解民众的需求,并更好地奖励回应这些需求的官员。因此,为处理经济和安全事务而创立的协调机构,为三中全会决定背后的构想提供了一个合理的结果。

Ted R.Bromund

博士,玛格丽特撒切尔自由研究中心的英美关系高级研究员

Rea S.HedermanJr.

数据分析中心主任和Lazof Family成员

Bryan Riley

国际贸易与经济研究中心Jay Van Andel高级政策分析师

Luke Coffey

玛格丽特撒切尔研究中心成员

翻译:陈达伦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助理

尽管谈判还处于初始阶段,但仍旧有合理理由表明TTIP可能不会促成自由贸易,而造成跨大西洋市场管制。这将会减少甚至抵销美国从TTIP中的获益,促进经济自由的目的也将落空。美国应当继续谈判,但应当小心、仔细地评估每一项涉及自身利益的协议。

安邦咨询

安邦咨询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咨询,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机构。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中央城镇化会议与十八届三中全会一样,在我们看来,新型城镇化也体现出了转型的特点——人的城镇化、生态城镇化、城市群与增长极、优化空间、土地集约、注重“三农”等,都是把握未来城镇化的重要关键词。

浜田宏一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特别经济顾问、耶鲁大学经济学经济学教授、东京大学经济学荣休教授

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一个A+,一个B,一个“E”,安倍经济学的第一年成绩单表现出重要的进步,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看好它。而ABE正好也是“安倍”的罗马字母拼法。

罗纳德•麦金农

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

编译:张晓莹

对美联储实施的接近零利率和大规模货币扩张政策的普遍批评是,美联储冒险刺激了额外的社会总需求,存在高通胀风险。不过,我仍然认为过低的短期和长期利率会扭曲整个金融体系,抑制投资和经济发展,而利率温和上升到“正常”水平才会带来更多投资。

贺铿

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全国人大财经委原副主任委员

对北京、上海这样的特大城市,不仅是要控制规模,更重要的是要用工资政策、税收政策,把优质资源向中西部转移,这样,全国各地宜居宜城的地方,才能不断发展成城镇和城市。

肖志国

复旦大学全球投资与贸易研究中心副主任、管理学院副教授

WTO的正常运转,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仍然很重要。中国加入WTO已经12年,“入世红利”逐渐消退,后WTO时代中国外贸面临新的挑战。中国推进服务贸易的升级已势在必行,而这样的动力显然不大可能来自于WTO。

李立国

民政部部长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新观点新要求新部署。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贯彻落实全会精神,坚定不移地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

王绍光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讲座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江讲座教授,研究方向:比较政治、政治经济学、中国政治、东亚新兴工业经济体、民主理论与实践

中国的政治体制对变化的环境具有相当强的适应力,中国在2000年前后处于“低福利”状态,主要是因为其政策思路一度受到新自由主义影响。如果今天仍有人一口咬定中国是“低福利”、“零福利”、甚至“负福利”国家,那就是无的放矢了。

高虎城

商务部党组书记、部长

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关键是要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发展新活力,形成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不断增强长期发展后劲。

陈晨晨

《环球时报》记者

随着中国建设自己的海上军事力量,南海行为准则问题缓慢推进。中国和它的邻国应该携手合作,去确保可持续性的捕捞。你需要把专家们聚到一起,围着一张桌子坐下来,找出成熟可行的机制去保证双方都从可持续性捕捞中获利。

黄永宏

新加坡国防部长

翻译:叶琦保

当国家取得发展时,政府与人民感到自豪并维护国家认同感与主权,是自然与适当的。这是合理的权利。然而,强烈和没有商量余地的坚持,却可以加剧紧张的氛围并造成冲突。

厉以宁

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博士生导师、中国民生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企业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中国经济增长过快,资源和环境都难承受。就像骑自行车一样,自行车骑得快就稳,骑得慢就晃,还容易倒,太快,却容易翻车,何况在中国的目前条件下路况还不太好。所以我们保持7%~8%的增长率是符合实际的。

任东明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可再生能源发展中心主任

新一轮的能源革命需要充分利用知识经济、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的发展成果作为支撑。从能源发展趋势看,新一轮的能源革命将通过新能源技术与信息技术的融合为主要标志,把人类社会推进到以高效化、清洁化、低碳化、智能化为主要特征的能源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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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主席近日考察时指出:“要大力促进农民增加收入,不要平均数掩盖了大多数,要看大多数农民收入水平是否得到提高。”说一千、道一万,解决三农问题关键看农民收入。其中,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是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方式。从2017年开始,国内力争用3年左右时间,到2019年底完成集体资产确权,开展农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
美国商务部6月20日宣布,经美国本土企业申请,中国、日本、瑞典、比利时以及德国的42种钢铁制品可获得高额关税豁免权;同时驳回了56种钢铁制品豁免关税的请求。美国商务部部长罗斯表示,美国政府已收到2万余件请求豁免钢铁制品高额关税的申请。此前美国在关税问题上意外主动“示好”,显示美国的态度有所松动。
国内近年的产融结合成为热点,部门、地方和企业都愿意推动。财政部金融司司长王毅称,我国中央企业同样热衷投资金融。截至2017年8月,国资委监管的101家中央企业中,有三分之二以上都在开展金融业务,有一半左右把金融纳入业务板块,有23家至少控股一家金融机构。很显然,央企是国内产融结合的急先锋。
美国与欧盟在贸易关系上的纷争,为美国与欧盟的关系增加了新的分歧。在一系列修复关系的尝试失败后,欧盟开始考虑如何“把欧洲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正在美国访问的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6月19日说,欧美关系正遭受冲击,带来的损伤“可能无法修补”,他敦促美国政府不要把世界视为“人人对打的拳击台”。
虽然多次出售外汇掉期合约,仍未能彻底阻止巴西本币雷亚尔的跌势,巴西央行终于“认输”了。巴西央行行长Ilan Goldfajn表示,只要外汇市场和利率市场有需要,央行就会确保流动性足够充裕,甚至不惜动用外汇储备。但如果巴西拍卖的外汇掉期合约以美元结算,可能根本没有足够的美元来满足兑换需求。换句话说,巴西央行可能无力偿还。
欧盟商会最新发布调查报告,受访在华欧洲企业在2017年均有较良好的财务表现,但也有企业抱怨中国的网络使用环境不便,近6成企业希望中国更好地进行市场开放。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称,欧洲在华企业表达了一些关切,如法律法规透明度、执法一致性、市场准入、投资限制等问题。高峰称,我们将继续努力,不断提高投资便利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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