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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杨志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财经院拟定位为学术型智库,即建立在学术研究基础上、以学术研究为支撑的党和国家的思想库和智囊团。其主要任务是:1.立足于为党中央、国务院的科学决策服务,就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大现实问题提供战略咨询与对策建议。2.立足于长期学术研究的积累,强化学术研究对于科学决策的基础和支撑作用。3.致力于研究国家改革和发展中的战略性、全局性、综合性和长期性重大问题,提供科学化、及时化、系列化和前瞻化的研究成果。

一、轻税与减税

中国税收制度的现代化建设和税收政策的优化亟待确立“大国轻税”理念。现代社会离不开税收,但是国家征税的多少以及如何征税争议很大。国家收的税多,则百姓所能留下来的可支配收入就少;反之,百姓的可支配收入就多。减税可以让税负更轻。

减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民富”,但是减税有限度。如果减税已经影响到政府的正常运转,或者减税导致政府债台高筑、债务负担沉重,那么这样的减税就可能得不偿失,因为政府的债务负担最终还是要靠老百姓来偿还。此间必有一个权衡取舍的问题。

在减税的同时削减政府支出,那么减税空间就相应会扩大。一方面减税,另一方面财政支出在扩大,那么财政风险就可能集聚。在一些发达国家,减税容易得到民意支持,而削减支出不容易得到支持,一意孤行削减支出则执政党容易被赶下台。一般的政治家多不愿意尝试削减支出的政策,除非迫不得已。在这些国家,减税容易捞到选票,主张更高水平的社会福利也容易得到选票,纯粹的民粹主义主张的结果必然是这些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甚至导致财政的不可持续,甚至带来严重的国家危机。2008年以来欧洲一些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就是明证。天底下何来免费的午餐?要享受超越经济水平的社会福利,就必须付出代价,或者是短期的,或者是中长期的。在西方所谓的现代民主制度下,减税与削减支出往往很难同时做到。

实际上,现代国家都有内在的财政支出扩张倾向。如果不能有效控制财政支出,那么再多的税收也是不够用的,更遑论进一步减税?减税不能为减税而减。减税需要空间。减税或者是财政政策实施的需要,以短期减税换来更快的经济增长,让经济增长带来中长期更多的税收收入;或者是因为既有的税收制度不合理,税收负担太重或不适合当下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减税换取社会所需要的经济效率和公平正义;或者是因为国家找到了更加可靠的收入来源,可替代财源的出现为减税提供了空间;或者是因为国家财政治理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税收制度需要作根本性的变化。减税可能还有其他的理由,但不管什么样的理由,都不太可能无限度地减税。

在这样的背景下,现代国家必须而且只能以“轻税”为中心构建新的税收制度。按照“轻税”理念建立的税收制度,符合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要求,可以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真正拥护。

二、“轻税”:古今中外的诉求

Richard Dobbs, Nick Leung, and Susan Lund

中国的国内金融资产总值已达17.4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只要中国持续推动改革,结合其庞大的国内储蓄和举足轻重的全球贸易地位,不出数年,中国势必能跃身成为最具影响力的全球资金来源提供国。

哈维尔·索拉纳

ESADE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中心主席、布鲁金斯研究所研究员

简而言之,中东正在走向更深层次的动荡,而我们距离找到埃及、叙利亚和其他地区动荡之源的解决方案更加遥远了。而对于如何强化该地区安全、经济和社会模式的严肃思考却来得太少。

韦森

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

目前中国最重要的改革,是政府内部权力制衡以及现代民主政治建设这些根本问题。预算民主建设当是改革的关键,这与社会格局有关,也是建立一个现代良序社会的必然要求。

姜希伦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普京时代俄罗斯向权威主义的复归、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都说明权威主义是在告别极权制度而新的社会秩序尚未确立的情况下,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的政治秩序。

王毅

中国外交部部长

中国的外交首先还是要紧紧围绕国家发展这个中心,更加积极有效地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为维护中国在世界上不断延伸的正当权益提供更为有力的保障。

张俊伟

宏观经济研究部第三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完善分税制的难点,是重构基层政府收入体系。重构地方收入体系的目标模式,应当是统筹使用土地出让金和房产税两种收入,最终形成有利于发展成果共享,有利于城市化健康发展的收入体系。

秦晖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

艾滋病与犯罪率无疑是最重要的两点负面因素,不然“彩虹之国”的形象会亮丽得多。但是恰恰这两点,却与变革“太激进”、“一夜之间就变成完全民主的高人权国家”没有明显的联系。

张云

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

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是一条正确的道路,但任何外交定位和政策都难以避免具有负的一面的可能性,特别是在全球化的今天中美关系对其他国家的“外溢”作用对于中国来说更不能忽视。

刘利刚

澳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

金融系统面临的风险也不断上升。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地方融资平台的资金成本可能会上升。官方数据显示,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务已经超过了10万亿元,这意味着即使借贷成本上行10个基点,地方政府也需要付出100亿元的额外利息支出。

张茉楠

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世界经济研究室副主任

就国际经验而言,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利率市场化是“价高者得”,而如果中国不能真正向市场让渡对金融资源的配置权,中国利率市场化就可能变成“权重者得”。

曾向红

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所长

“改革”框架构成美国应对埃及变局的方式,它对埃及发生“革命”的原因、解决办法、进行改革的必要性等问题做了界定。美国政府提出的“改革”框架给人一种强烈的机会主义的印象。

祁斌

证监会研究中心主任

资本市场承载了很多先进的经济文明成果,包括透明度的提高、会计标准、诚信等等,对中国社会整体文明水平的提高会有诸多的裨益。

第默尔·库兰

美国经济学教授

土耳其的政治制度缺少充分的保卫,土耳其决策者必须捍卫司法的自治地位和政治公正性,重塑全体公民所共有的言论自由,并建立政府机关的相互制衡以取代军队成为世俗主义的捍卫者。

施洛姆-本阿米

以色列首席谈判代表

阿拉伯的未来将取决于逊尼派叛军及社会复兴党政权之争、原教旨主义哈马斯和世俗的巴解组织之争、以及埃及形成于解放广场示威的青年世俗反对派与穆斯林兄弟会和极端沙拉菲派之争。

杨飞

印度于2011年放开了大额储蓄账户存款利率管制,基本走完了摸索近30年的利率市场化进程。印度经验值得借鉴:一、审慎渐进的改革模式;二、存款保险制度的较早建立和日臻完善;三、金融市场的利率定价与利率传导体系较为完善和健全。

赵宏瑞

综合央行的表现与商业银行的贷存现状来看,我国央行在2013年上半年的货币调控政策中体现出了“少发多贷”的调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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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负债扩张模式已经行不通了,在国家不鼓励、金融政策不允许、融资环境趋紧、市场竞争加剧的背景下,高负债扩张的模式不仅过时了,而且意味着巨大的风险。在高增长时期的高债务扩张,曾经培养出一批快速扩张的“枭雄”式的民营企业和臃肿的“恐龙”级国有企业。但当高债务泡沫破灭之后,中国市场将经历一场深刻的洗牌!
尽管人民币兑美元正接近两年半高点,但企业对其涨势却显得信心不足。企业不愿意将所获得的外币转换成人民币,远汇市场上对人民币贬值的押注有所升温。如果出口商愿意承受较大的汇兑损失也不愿意结汇,可见他们对人民币远期贬值的预期是很强的。如果类似的市场预期成为共识,累积起来将成为外汇市场上不可忽视的力量。
作为近年来保险公司等企业境外投资的新型融资渠道,内保外贷的流动性、高杠杆及再融资风险,正引起监管部门关注。保监会联合国家外汇局发布通知,一是明确了保险机构开展内保外贷业务的资质,二是明确了融资比例和融资用途,三是明确禁止行为。相关项目及其底层资产不得违反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产业政策和境外投资政策。
受到美国股市大幅下滑的影响,SPDR S&P 500交易所基金(SPY)的资金流出规模达到236亿美元,创出历史新高。流出的资金规模相当于该基金资产总额的8%,如此高的资金流出前所未见。摩根大通策略分析师表示,市场投资者如此迅速且大规模的撤资显示,未来商品交易顾问和风险平价基金进一步卖出头寸的规模有限。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即“大基金”)去年在A股投资了十多家上市公司。不过,去年11月底入股的汇顶科技股价持续下跌,使得大基金目前约浮亏16.3%,浮亏4.6亿元。与晶方科技的一笔6.8亿元的股份协议转让也浮亏约15.3%。作为支持半导体产业发展的战略性投资基金,大基金在A股市场到处投资,有变成财务投资者的风险。
2000年以来中国的生育率就一直低于日本,2010-2016年中国平均只有1.18,日本为1.42。实现“全面二孩”政策后,2017年中国出生人口1723万人,同比减少63万;人口出生率约为12‰,同比回落0.52‰。开放二胎后中国的生育情况仍未摆脱风险,值得中国社会担忧。今后中国的人口和老龄化危机可能比日本还要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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