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党国英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将社会治理区分为城市治理与乡村治理，并在两个方面实行不同的制度，这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南辕北辙。社会治理的这种二元结构，会导致经济效率降低、社会平等缺失以及社会稳定程度减弱。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中国需要做出系统性改革，最终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治理体制。
聂辉华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学院教授
企业当前生存发展的“痛点”有三个：一是招不到工人，二是招到工人难以保障健康安全，三是现金流困难。说白了，一方面是人的问题，另一方面是钱的问题。因此，有效的援企稳岗政策和其他扶持政策必须对症下药，精准施策，才能发挥应有的效果。如果从以上三个“痛点”来评价各地的防疫复工政策，笔者认为：在方向上，各地的政策总体上符合企业的切实需求；在力度上，有些政策精准发力，有些政策用力不足；在操作上，很多政策标准模糊，不够具体。
李稻葵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
厉克奥博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我们认为社会各界应该做好在经济社会基本正常运行的环境下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弱而不灭、死灰常在的思想准备和政策预案。我们认为不能期待疫情完全排除之后再考虑全面复工，相反，应该研究在全面复工的过程中应对疫情，从应急反应过度到常态化全面应对。如果不能逐步走向完全复工，不仅会伤害我们应对疫情的能力、发生各种次生危害，同时也会留下就业、债务、产业链外移等诸多经济领域的后遗症。
魏际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刘伟华
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教授
本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暴露出国内供应链人流受抑、物流受阻、商流受挫、资金流受限等突出问题。当前，要守住经济发展的底线，重点解决生产生活的物流瓶颈和人员复工问题，打通经济“血脉”，保持供应链的弹性、韧性，最大限度缩短疫情造成的供应链“停摆”，保障国家产业安全。
蔡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教授
过去认为“北欧模式”缺乏效率，但后来经过长期观察，我们发现在“北欧模式”下：第一，人都被充分保护起来，他们没有在金融危机中受到伤害；第二，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在不断提高，竞争力和创新能力也在不断增强。我的解释是：“创新”就是“创造性破坏”的同义词，“创造性破坏”让很多政府、企业、居民不敢改革创新、不愿意竞争，因为担心失去岗位、担心社会出现不安定。而社会越是有充分的保障体系，越敢于拥抱“创造性破坏”。因此，合理的再分配政策是充分竞争创新的一个重要保障。
孟磊
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
由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实用主义、对政府不信任的思想传统，以及三权分立、两党轮流执政等联邦政治制度所奠定的基础产生发展而来，美国智库在其诞生至今蓬勃发展的100多年中，在美国政治社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权力”和“知识”间开辟了一条相对独立的发展道路。美国智库在全球居于领先地位，发展现状呈现出新特点，通过较为成熟的组织管理、资金募集、人才管理、生产研究成果等运行机制，在政治和社会中发挥了政策思想产出、引导公众舆论、汇聚人才的作用。
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课题组
执笔：张红宇
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副院长
胡凌啸
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博士后
胡振通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
王亚华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
科学研判新冠肺炎疫情对农业农村经济的影响，寻求应对之策，健全有利于农业农村经济健康运行的应急管理体系，对于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具有重要意义。从当前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要求看，应重点保障农产品市场供给，满足群众生活需求；做好春耕备耕，不误农时，奠定全年农业再夺丰收的基础；稳妥有序推动农民工返城务工。从长期看，应进一步增强农业生产能力和抵御风险能力，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受访者：刘守英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于泽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李三希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彭丽红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程华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乔雪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吴绪亮
腾讯研究院首席经济学顾问
许多研究证明，转换成本和路径依赖的存在使得旧技术对新技术的应用形成拖累，减缓技术进步的速度。产业互联网的发展缓慢、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艰难，在一定程度上是这个因素作用的结果。因此，疫情防控的“战时响应”特点，产生了打破锁定和拖累的外部冲击，会成为促进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契机。经过这次疫情，我们未来一定要建立与数字经济技术兼容相匹配的治理模式，让改革变得更向下、更具包容性。
赵宏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
法治界限禁止防控部门在没有上位法依据的前提下，违法为公民设定义务或限制剥夺其权利；要求其无论是发布命令还是具体执行都需遵守行政法治的一般原则，尤其是遵循法律保留、法律优先、正当程序和比例原则等行政法治的核心价值；提示其不能动辄就发动对公民的惩戒，不能简单粗暴地通过行政处罚或强制来达到行政目的，相反，应将鼓励、指导、建议、劝诫、合作作为行为手段的首要选择。
樊吉社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对中美两国而言，如果能在关键领域达成基本共识，在现有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基础上继续谈判，最终达成一个虽然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经贸分歧，但双方都可接受的协议，就形成了中美新的动态平衡。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虽已无法规避，但双方都应避免滑向恶性竞争；中美之间的分歧难以消除，但应确保分歧可控，双边关系总体维持稳定；中美应在政治上互不干涉，在发展模式上竞争共存，在军事安全问题上防范对抗。然而这种大致稳定的状态是等不来的，需要凭着战略远见，通过大胆博弈和艰苦斗争争取而来。
陆铭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与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
地方政府间竞争的模式过去的确起到过积极作用，但随着民众需求的多元化，以及全国统一市场的重要性提升，这种模式可以从“为增长而竞争”向着“为和谐而竞争”过渡。“为和谐而竞争”要以更加强调基于民众需求的表达机制和信息传递机制为前提。在本质上来说，现代国家治理体系需要解决偏好加总和信息传递的问题。
董保华
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社会法研究会副会长
马建军
君合律师事务所合伙律师、上海法学会劳动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根据不完全统计，自2020年1月23日至今，在不到一个月时间里，仅国家及各省、直辖市一级政府发布的，与劳动用工和稳定就业相关的政策约有70余篇之多。在这些与劳动政策相关的文件中，有些政策和劳动用工相关，有些政策与社会保险相关，还有的涉及稳定就业。除此之外，劳动政策还包括了复工复产、财税支持、技能培训等。大量文件涉及法律规范，实际上是一种立法文件，然而，立法权限、立法形式、立法程序，这些程度法上的问题，被故意忽视了。
滕泰
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
刘哲
研究院副院长
张海冰
研究院副院长
面对疫情冲击，很多企业加快了产品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和组织管理模式创新，中央和地方政府积极出台各项稳增长措施，这可以一定程度上弥补疫情造成的经济增长损失。如果货币政策能够解放思想，还有很大宽松空间；为了打开财政收支空间，建议考虑加大国企分红比例，比如要求国企净利润50%分红，则可增加非税收入1.3万亿元；如果从放松供给约束着手，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仍然有很大的空间。总之，如果在稳增长或深化改革方面有超预期举措，2020年全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仍有望在5.5%以上。
李迅雷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过于偏重GDP评价，会使得地方政府的行为扭曲。因此，要科学合理设计评价指标，才有利于提高国家治理水平。例如，十三五规划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设置了“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和“资源环境”等四大主要指标，又在此基础上分为25个具体指标。25个具体指标中，有13个约束性指标，另外12个指标属于预期性指标。其中经济发展中的GDP增速指标列为预期性指标，表明其需要去努力完成，但不是必须实现的。而我们应该去评价环境保护、教育、脱贫、居住条件等这些约束性指标的完成情况。
伍戈
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此次疫情发生在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时期，各主要行业的债务负担普遍高于过往。与非典时期只有少数行业严重受损不同，本次疫情对各行业的冲击鲜有先例。除医药食品等少数行业之外，一季度多数行业收入将显著下滑，其中尤以服务业为甚。尽管如此，国内新增肺炎确诊数量近日持续下降，疫情似呈收敛态势。虽不时传出疫情反复的案例，但整体有序复工依然是大势所趋。随着交通等掣肘逐步消除，各行业有望在3月中下旬之前基本回归复工常态。不过，从复工到全面复产仍将有一过程。
杨辰
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副教授，博导
辛蕾
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研究生
兰蓓
成都市经济发展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
肖刚
中共成都市委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社区发展处处长
赵蔚
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讲师
从国际经验看，社区可以成为解决大城市经济发展、社会公平、环境保护的重要治理工具。经过了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的超大城市也逐步进入精细化管理的阶段，这种精细化是对社会领域特别是民生领域过去粗放式管理的否定性和超越性实践探索。社区，作为城乡居民生活的基本单元和社会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是精细化管理的主要抓手，是国家治理的基层逻辑，也是居民产生获得感的主要途径。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