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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智库 China Thinktanks

刘志军

浙江大学社会调查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我国的困境儿童问题呈现新旧叠加但应对滞后的复杂面貌。2010至2015年期间,民政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及中国公益研究院联合在5省12个县市的120个村开展了“中国儿童福利示范项目”,通过设立“儿童主任”岗位,开始了建立基层儿童福利服务体系的尝试。聚焦于打通儿童福利服务“最后一公里”的儿童主任制度,需从儿童主任的职能定位、责权利分配、资源配备、遴选培训、儿童困境评估、儿童需求收集与反应机制、儿童之家活动设计等方面入手加以改进和完善。

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研究智库课题组

建议统筹好各项政策时度效,加强政策协调,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科学引导市场预期,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注重促进就业和居民增收,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缓解实体经济运行成本上升压力;完善电价调控机制,推动煤电领域纵向一体化;切实做好保供稳价工作,努力缓解实体经济困难;针对疫情局部散发的局面,研究设立补偿救助措施,稳定市场主体的预期和信心;更加注重保就业、保收入和保民生,促进国内需求恢复;统筹好稳增长、调结构与防风险的平衡,妥善处理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化解工作。

张明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孔大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十四五”规划从实施金融安全战略的高度,提出要“稳妥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当前,地方政府显性债务已逼近警戒线,地方债务分布极不均衡,包含隐性债务在内的广义债务规模庞大,融资成本过高则是地方政府债务高企的根源之一。地方政府债务面临的主要风险包括付息压力沉重、政府广义债务负担高企、中西部地区债务压力更为突出、财政与金融风险相互溢出等。要妥善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需要保持适当的经济增速、避免利率过快上升,以及透明、有序地实施大规模债务置换和债务重组。

项兵

长江商学院创办院长,中国商业与全球化教授

探寻中国发展方式中的全球性元素,其重要意义在于:其一,系统深入地总结过往的经验和方法,可以更好地规划和布局未来;其二,一些源自中国的发展元素、理念和实践方式被其他国家和地区采纳,有助于讲好“中国故事”;其三,如果中国智慧和方法为解决一些世界重大发展问题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这对于提升中国的软实力有积极意义;其四,为世界重大发展问题提供解决方案,也是打造人类发展新共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的发展方式中,笔者总结,“经济上新生代迭代的力量”是值得深度挖掘与传播的一个中国元素。

陶然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就中国大城市、特大城市发展偏向问题,一旦可以推动城市的存量低效用地,尤其是低效工业用地的有效再开发,特别是将部分工业用地转为居住用地,就将有助于缓解这些城市严重的房价泡沫,为现有城市的服务业、高端制造业人口集聚创造更为良好的居住条件,同时还将有助于一般制造业、制造业产业链的低附加值环节从大城市、特大城市逐步外迁到附近的中、小城市。如是,就能够实现不同级别城市间的合理产业分工、构建良性的城市群和都市圈发展格局。

魏后凯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如何加快推进县城的发展?一是要实行差别化战略,重点是加快撤县设市的步伐,并按照现代小城市的标准来推进县城的建设。二是要强化县城的中心功能,重点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增强县城的中心功能和综合服务能力,辐射带动小城镇和乡村发展。三是要赋予县城更多的资源整合使用的自主权,还要防止资源过度地集中,产生“虹吸”效应。当然,也不能把资源都投到县城里,其他的建制镇同样需要协同发展。四是增强产业支撑能力,建立各具特色,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现代产业体系。五是提高县城的人口吸纳能力和吸引力。

潘泽泉

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中国共产党通过党组织网络,经由嵌入式治理中的功能性嵌入、结构性嵌入和资源性嵌入、吸纳型政治中的“政党吸纳社会”和“政党吸纳行政”、政党统合治理中的使命型政党、政治社会化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培育等方式,实现了政党治理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和国家治理。在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治理行动中,以强大的政党合法性为基础,以合法性政治动员为手段,通过吸纳机制整合社会力量,通过服务引领机制提升政党服务效能,强化了党组织在基层社会的网络渗透,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基层社会的有效引领、社会动员和社会整合。

程实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张弘顼

工银国际资深经济学家

能源价格的波动无疑将对全球经济恢复带来负面冲击。基于模型基准假设,我们最终测算当电价提高10-15%时,中国全年GDP增速将下滑0.2-0.25%。长期来看,受到极端气候、能源安全以及能源市场结构调整的影响,我们认为未来5年全球能源市场或将迎来更大的波动性与不确定性。而如何应对绿色能源转型过程中的对经济活动产生的不确定性风险将是当前需要全球解决的重大难题。

江小涓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服务业具有两个经济学意义上的重要特征:一是没有规模经济,二是技术含量低。从国际上看,进入服务业为主的时期后,增长速度下降也是相对稳定的趋势。2015年,服务业在我国经济总量中的比重首次超过50%,服务业的比重持续上升,中国进入了服务经济时代。最近10年,中国经济增长进入了一个稳定缓慢下行的通道。最近几年,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使服务业发生重要改变,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服务业生产效率低这个基本性质。这为利用数字技术克服“鲍莫尔病”提供了条件。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8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近期一改走弱的趋势,近几日出现急升的态势。在第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人民币汇率的变化可以说是出乎意料。同时,这也发生在美联储即将开启缩减宽松政策,美元逐渐走强的背景之下,使得人民币汇率的走势未来更加难以预期。在安邦智库的研究人员看来,从中国的角度来看,需要更加谨慎的对待短期人民币汇率的快速变化。人民币汇率不论是升值、还是贬值,其大幅波动实际上都不利于中国经济的稳定,保持汇率稳定对于经济稳定和可持续增长仍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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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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