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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8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给明年的经济走势作出了判断,为明年定下了“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的宏观政策基调。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内容看,宏观政策上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的基调。但货币、财政等宏观政策的“适度宽松”,不能单纯从某一方面来理解和判断,更需要从系统性和连续性的角度来综合分析和评估。在经济形势复杂、调整难度加大的情况下,明年宏观政策的实施难度将会显著加大,对政策协调性和系统性的要求将会显著增强。

张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陈胤默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

王喆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博士后

2013年以来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并主要由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数字治理提升所推动。北美、亚太和西欧是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三大地区,非洲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最为落后。美国、新加坡、日本等是数字经济指数排名最高的国家,但其在具体的数字经济比较优势上存在差异。全球数字经济发展与各国(地区)的经济规模、人均收入和城市化水平呈现正相关关系,具有路径依赖特征。近年来,不同收入国家(地区)间的数字经济发展差距有所收敛。

宋洪远

华中农业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

何可

华中农业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

粮食安全既是国家经济社会稳定运行的重要前提,又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的坚实基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一个永恒课题,要常备不懈、防患于未然。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快速发展的同时,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粮食生产与贸易的均衡格局被打破,全球粮食安全风险陡增。在此形势下,我国提出了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破局之策。如何利用“双循环”内外兼修,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已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徐湘林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教授

在现代国家治理中,科层官僚行政体制是最重要的政府管理的组织和制度形式。但一个纯粹的行政国家是无法推动社会变革和应对重大社会危机的,为满足国家治理的基本需要,必须有一个具备足够政治动员能力的政治力量来整合国家资源去面对重大挑战。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应对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果我们把科层官僚行政体制看作行政国家,把政治动员体制看作政治国家,那么行政国家与政治国家是相辅相成的。

李楠

上海交大安泰经管学院副教授、上海交大行业研究院中国银行业行研团队成员

陈开宇

上海交大行业研究院银行业研究团队成员

粗略地来看,当CPI高于PPI时,说明全社会商品劳务制造企业平均来看是赚钱的;当PPI高于CPI,说明全社会商品劳务制造企业平均来看是不赚钱的,而实体企业不赚钱的时期就是经济的低谷期。在当前经济增长放缓趋于停滞的状态下,中国的主要任务是控制好通货膨胀率,避免出现滞胀的情况。剪刀差的幅度越大、持续时间越长,出现滞胀的风险就越大,宏观调控政策的选择可能面临两难处境。

刘德良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

知网在学术期刊文献查询服务市场一定处于一种“垄断的状态”无可厚非。作为“垄断者”知网应当承担更多的责任,如苏州大学法学院教授张鹏说“对于知网的垄断性市场地位,国家应当给予强有力的干预和调节,知网也应当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就近期事件而言,知网平台一方面笼络全国的绝大多数学术作品于自己的平台,另一方面却又在收割着那些给其贡献作品的人的价值红利,这种行为实在是不可取,其行为实质已达到了知识垄断的效果。

钟正生

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所长

张璐

平安证券资深宏观分析师

在面对类似奥密克戎这样传染性更高的变异毒株时,中国需要采取更加严格的防疫措施,由此可能加重2022年的经济下行压力,从而对宏观调控政策提出更高诉求和更大挑战。房地产市场的深度调整是稳增长压力加大的核心原因,奥密克戎病毒横空出世无疑也助推了政策求稳之诉求。展望2022年,财政政策的有效、“前置”发力,房地产、能耗双控等产业政策的缓和调整,以及货币政策作为配合定向、有节制的宽松,均可期待。

张幼文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了世界经济增长,各国应对疫情的政策选择又深刻影响了世界经济机制,中国开放型发展的国际环境因此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变化是历史性的,也是阶段性的,这意味着40多年来我们一再强调的全球化机遇和挑战的内涵发生了变化。这一变化又恰恰与世界的数字经济革命和中国开放战略的升级相重叠,这一切使我们需要对所熟悉的对外开放战略结构与政策目标进行重新思考和探索。

吕利丹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

王涵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

与发达国家全球范围的大规模移民相比,我国的国际移民规模及发展处在快速变化期,但在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推进和我国在新时代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预计未来我国的国际移民规模会继续大规模增长。鉴于发达国家(地区)的经验,我们国家在制定外国人入境、居留、工作和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条例时,需结合我国自身的真实需求,恰当引入优秀的、对我国社会经济良好运行有积极作用的外国公民。加强对入境外国人员的筛查和筛选是必须的,同时,应当采取更加积极和开放的政策,吸引更多国外人才及海外华人华侨归国。

张吉鹏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副教授

面对公共服务需求变化的挑战,公共服务供给的结构要优化,这就涉及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之间更好地配合和互补。政府应提供基础保障,更多满足托底功能。但在需求多元、优质公共服务稀缺的情况下,特别是当地方政府因财力、保障体系等方面存在约束而无法有效满足常住人口公共服务时,就尤为需要公共政策开放更多空间,在适度监管条件下尽量降低准入门槛,让市场和社会组织能够与政府分工协作良性互动,参与提供多元化、多层次的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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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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