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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智库 China Thinktanks

刘世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进入共同富裕的第二阶段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战略和政策的核心是促进机会均等,着力提升低收入群体的人力资本,缩小不同群体之间的人力资本差距,以增效带动增长的方式缩小收入差距。如果能够创造一个人力资本公平发展的社会环境,人们的积极性、创造力普遍而充分地发挥出来,公平和效率就可以互为因果,在提升社会公平的同时促进经济增长。依照这种思路,下一步实施中等收入群体倍增战略,应以提升进城农民工人力资本为重点,采取多方面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政策措施,力争在不长时间内取得明显成效。

彭錞

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研究员

引发舆情的天价政府信息公开收费并不只是一个舆情问题,更是一个法律问题。政府信息公开既不是“免费午餐”,也不是“鸿门宴”,关键看如何精细分类、准确适法。公权部门做事无愧于民,当然不怕舆情;但要做到无愧于民,首先就要无愧于法——于法有亏当及早纠正,而不是靠应对舆情问题来解决法律问题。

王灿

孙若水

张九天

碳中和的实现需要深刻的技术体系和社会经济系统变革,主要涉及零碳电力系统、低碳甚至零碳终端用能技术和负排放技术。碳中和目标的达成也依赖于各个部门的路径选择,特别是碳排放量大且脱碳难度高的电力、工业、交通、建筑四大部门。同时,碳中和目标将对中国的经济产业体系、资源产业布局、技术创新体系、整体生态环境等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未来面向碳中和的政策体系需要充分考虑环境、技术、经济和社会影响,明确碳达峰与碳中和的关系,识别真正气候友好的清洁技术创新,将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布局之中。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8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中国下一步货币政策调整将处于矛盾之中。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下行压力加大,部分机构预期,明年中国经济增速有可能全年“破5”——明年四个季度的经济增速都在4%-5%之间。经济下行压力要求货币政策不要收紧,“跨周期调节”要求政策上保证经济增长平滑过渡。与此同时,中国逐渐增加的通胀压力,以及美国实行紧缩政策(Taper或者加息)吸引资金外流的压力,又要求中国的货币政策不能放松。这两种压力可能会加大中国宏观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的调节难度。

王敬波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副校长

我国“放管服”改革与法治政府建设都是在国家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在市场经济催动下形成的必然结果。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要和落实《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紧密融合,同频共振。通过健全政府职能体系、依法行政制度体系、创新监管体系,充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固化“放管服”改革成果,将优化营商环境的改革目标有机融入法律制度,加快政府诚信建设,在法治轨道上构建“亲清”的政商关系。

刘继同

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系教授

在开放、多元、高风险的现代社会处境和新发展阶段,原来传统、狭义、非专业、以少数孤残儿童和福利机构养育为主的民政型儿童福利服务体系,既不适应新发展阶段和新发展格局的国家目标,也难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尽快实现由传统儿童福利制度向中国现代儿童福利制度的战略转型与结构升级刻不容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福利制度,主体是中国现代儿童福利和家庭福利制度建设,已非传统的“内政问题和社会问题”,而是重大的“全球福利外交问题”,是最为重要和最为优先的“国家政治问题”。

徐林

中美绿色基金董事长

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年后,中国获得了成功,但成功后也面临新的挑战。当前国际经贸体系正在进行艰难的重构和改善,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需要以更积极的姿态参与其中,更深入地融入其中,为我国企业的全球化经营和资源配置创造可预期和有制度保障的国际环境。但这要通过广泛深入的谈判磋商消除障碍和分歧,更需要通过国内的结构性改革达到相应标准并迈过门槛。这可能比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更复杂、更艰难,因而需要用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战略魄力加以推动,以更专业精细的谈判策略和政策制度改革加以落实。

杨伟民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新发展阶段的奋斗目标是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其中的核心目标是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实现这一目标,到2035年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应该比2020年翻一番。要翻一番,今后15年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年均就需要增长4.73%。我国市场空间广阔、产业门类齐全、劳动力充裕、储蓄率高、制度优势明显,有条件实现年均4.73%的增长,但要把潜在增长变成现实,需要做出一些改变,最主要的就是改变旧发展格局。

鲁全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教授

生育行为作为人类的自然行为,受到包括经济发展水平、生育观念、家庭结构以及社会福利水平和儿童抚育成本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与此同时,生育决策和生育行为虽然是家庭行为,但其最终结果,即新生儿的总体数量及由其决定的人口总量却构成了一国长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背景。因此,生育行为是建立在家庭决策基础上,具有综合社会经济效应,与经济再生产同等重要的人口再生产过程。生育行为的家庭属性和社会属性共同决定了公共政策与社会政策干预生育行为的逻辑基础,即家庭生育的配套支持政策。

林毅夫

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经济学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显学,改革开放以后加大了从西方引进现代经济学的力度。经济学理论来自对过去经验的总结或问题的解决,必然内嵌于理论产生之国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结构之中,并以此为理论的暗含前提。经济学理论要在我国实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功能的统一,必须来自总结我国社会经济现象和解决问题的自主创新。本文提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两种范式,并针对当前经济学学科设置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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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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