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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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政
时政观察者
无论唐纳德·特朗普最终结局如何，近9个月以来的“特朗普现象”都已无法抹去，都已成为了当下美国政治的一部分，因为这个现象有着深层的历史逻辑。只有看清这个历史逻辑，才能理解，“特朗普现象”不是反常，恰恰是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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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继涛
湖北大学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文化社会学、社区研究及社会保障
受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我国的公共文化服务在城市和乡村出现了两极分化现象，城乡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落差既反映了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距，又助长了城乡差别的持续扩大。因此，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分阶段实行均等化，最终实现一体化，将会贯穿我国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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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殷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研究员、国际关系学院公共管理系副教授、国家安全与政府法制研究所研究员
“一带一路”以基础建设为突破口，其关键之处在于填补了美国的空白，而非挑战美国的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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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秀义
辽宁师范大学法学院宪法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兼职副研究员
如果把以宪法为核心的公法实施通俗地表述为“公事公办”，就会更加真切地体会到“公事公办”实现的艰难。若要破解诸种困难，首先需要具备宪法工程思维；其次，在宪法工程思维的引领之下，严格遵循现代社会转型所蕴含的二元论思维原理，并以此作为设想与建立相应宪法技术构造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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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春华
北京大学考试研究院院长
尽管今天各类非公有制教育机构规模已超过教育总规模的四分之一，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私立教育却并没有在中国发展起来。这一令人奇怪的现象已经在事实上影响了中国教育的发展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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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远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研究领域:人口、社会与城市发展
移民的社会融合构成了城镇化发展的枢纽，能使城乡二元结构得到逐步突破并实现城市社会的内在整合，为持续的城乡发展和推进城镇化提供动力。因而，移民的社会融合关系到城镇化的进程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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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广耀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研究员
在中国城镇化快速发展的中前期所积累的大量问题和矛盾，在城镇化的中后期正集中爆发。转型发展是“十三五”时期中国城镇化面临的最大挑战，提升城镇化的发展质量是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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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寿龙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教授
李梅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一项城市规划政策的出台，不仅需要在技术上很过硬，更重要的是要考虑它可能引起的治理上的一系列问题。一项技术上很好的政策，需要有一个很好的治理结构作为支撑。如果它在治理层次上的相关问题得不到解决，可能就会变成一项很难实施的政策。更重要的是，这些政策还需要作为一个公共政策的过程出现，让其在公共政策的各个阶段，经受住思考、研究和辩论，乃至利益平衡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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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铭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研究领域:劳动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社会经济学,著有《劳动经济学——当代经济体制的视角》等
中国的人力资本投资总量和结构远远不适应人口流动的规模和方向。因此，本文提出，中国应该在教育投资、劳动力市场、户籍制度等方面进行全面的政策调整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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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杨
环境科学博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领域:人口、资源、环境政策等
生态文明八项基础制度必须配套落地才可能形成转变发展方式的合力，国家公园试点区是先行先试区，易于推动制度配套落地并看到成效。而只有从较高层级政府层面统筹推动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全面的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有了这些顶层设计、顶层统筹，才可能上下左右形成合力推动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全面的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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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同顺
南开大学政治学系系主任、教授,研究领域:政治学理论、农村政治学
当前中国农村正在日新月异地高速发展，但是在高速发展的背后，也仍然大量存在着发展中的问题，尤其是在社会治理领域新老问题交织在一起，成为当前以及未来“十三五”阶段困扰农村健康发展的难题。而农村的社会治理关系到农村地区的生存发展与和谐稳定，也关系到城乡之间的权利平等与公平正义，必须重视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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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柏乃
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副院长、中国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统战研究基地执行主任
张骞
宁波市人社局培训中心科长
金洁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
判断国有企业改革是否取得实质性突破，关键要看是否能构建一种有效的治理机制，从根本上破解国有企业的激励和约束问题。国有企业通过构建有限合伙的治理机制，能够从根本上破解激励和约束这两个关键性问题，为国有企业提供有效的治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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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南生
外交学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博士、教授、高级经济师,曾任中国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
当代社会“愤青”现象的产生还同狭隘民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的影响有关。民族主义情绪的影响百年来在中国不容小觑，而就全球来看，冷战结束之后，意识形态并未终结，民族主义业已取而代之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因素。狭隘民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者都是以爱国主义的面目出现，具有极大的迷惑性，带有绝对的不可置疑性。他们骨子里认为本民族利益天然高于一切，从而使“爱国主义”在一些时候、一些地方变成盲目的、狂热的情感，有时甚至演变成了“害国主义”闹剧、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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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益龙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 中国乡村社会研究、中国户籍制度研究、法律与社会研究等,著有《户籍制度——控制与社会判别》《中国历代家礼》等
村官政治既是当前乡村政治的现实，也代表了乡村政治现代化的中国经验，表明政治现代化并不只有蒂利模式，即由统一的现代国家权力机关和行政系统替代各种传统的权力机构。而在后乡土中国，乡村社会的基层权威与国家权力则实现了共存与糅合，因为村官政治能有效地将国家利益、地方利益和村民利益有机地整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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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衡
财新网“村夫日记”专栏作家,主要将视角投射在医疗投资这一资本市场的新热点,记录医疗产业投资的大变局
无论引流获客、营收增长还是与服务方的博弈，互联网医疗在中国都没有发展的动力和能力。直接面向C端的服务模式更多是一种市场的想象力，而非真实可行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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佟绍伟
国土资源部法律事务中心副主任,研究领域:土地产权研究
不论是从稳增长的角度，还是从推进城市化、城乡一体化、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的角度，都应尽量放开农村宅基地的转让，将农村宅基地的活力充分释放。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