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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邓曦泽

博士、四川大学政治学院教授

一切权力都必须被有效制约,才能最大限度避免滥用,因此,专家的学术权力也是如此。所以,除了要求专家自律,更应对专家进行他律,建立专家言论责任追究制度。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研究领域: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中国的外交政策,著有《未竟的变革》等

张弛

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正式实施,中国形成了包括“两条腿”(“新型大国关系”与“一带一路”)和“一个圈”(周边外交)的大外交。“一带一路”彰显了和平、尊重、开放、包容的时代精神,其国际战略意义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突破国家间安全困境,二是承担大国责任,三是形成在国际社会上的软实力。

陈积敏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领域:美国外交与中美关系、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美非关系、非法移民问题等,著有《非法移民与美国国家战略》等

美国国内政治的党派极化、中产阶级的萎缩、贫富分化的严重、移民排斥情绪的膨胀、枪支暴力事件的迭起,这些问题似乎都在考验着美国领导力的持久性。

周力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着眼于中央总体外交部署,服务国家和平发展战略,以党的对外联络工作为主渠道,积极搭建合作平台,深化战略沟通与理念交流,努力拓展“朋友圈”,为推动国家关系向纵深发展提供政治保障和新的推力。

张蕴岭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研究领域:区域经济,著有《世界经济中的相互依赖关系》等

“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综合实力的持续提升必然会引起国际社会和周边国家复杂与多样的反应。在这一过程中,中国自身对于外部安全的要求与期待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应对复杂多变的周边形势,最需要的是战略定力与战略韧性。”

赵可金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副主任,研究领域:中国政治与国际关系研究,著有《营造未来:美国国会游说的制度解读》等

导致美国对外政策观感不同的根源是美国霸权心态自身,只要美国不放弃霸权主义政策,每当遇到来自国际社会的挑战时,都会面临来自国内潮水般的批评,而此种“美国对外政策软弱”的批评根本就是一种自说自话,最多只能作为美国国内政治斗争的工具而已。

熊丙万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

传统出租车业需通过改革现有的特许经营模式来解决,并在与新技术的合作中寻求再生。现有法律监管体系需及时适应网络平台经济时代的新特点,主动迎接新技术带来的社会红利。

周雷

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南海最应该被彻底讨论的是神话学、人类学和历史学,而不是成天呱噪的国际关系学问。

温辉

国家检察官学院检察理论教研部主任,研究领域:宪法

2011年台湾地区颁布了“法官法”,其中涉及检察官制度,并对检察官的惩戒组织及其组成、惩戒事由、惩戒种类和惩戒程序等内容予以明确。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地区,检察机关在制度设计、组织架构、权力运行、保障机制等方面虽然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海峡两岸在文化上“同宗同源”,特别是对检察官都有着相同的职业期许。

罗伯特·卡普兰

美国知名“鹰派”战略学者、五角大楼国防政策委员会成员

中国到底要什么?怀特指出,中国人或许渴望效仿美国的做法,在取得了对加勒比盆地的绝对主导权后在西半球构建新型帝国。北京或者也希望在取得南海主导权后组建类似的帝国。

刘典

重庆大学经略研究院研究助理

对前政府的考验仍然放在新政府的前面,不容乐观。而民盟的权力却是在军政府的认同下才能良性运转,但是缅甸的很多问题根源,也在于军方,当改革的闸刀悬在军方头上时,也许现今缅甸政局的春天将戛然而止。

胡颖廉

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副教授,研究方向:公共政策、政府监管和社会管理

新加坡食品安全治理经验值得介绍,主要有三点理由。首先,华人占据新加坡人口绝对多数,其文化传统、饮食习惯、食品产业特色与我国相近,较西方国家更具可比性。其次,新加坡是典型的城市国家,对我国城市食品安全工作具有直接借鉴意义。再次,在权威杂志《经济学人》近年发布的“全球食品安全指数”中,新加坡均名列前茅,是各国学习的榜样。

高秦伟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研究领域:行政法学、宪法学、比较行政法学,著有《行政法规范解释论》等

只有充分竞争,才会有持续不断地科技创新、理念创新,才能真正实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理想局面。当然,这并不代表着市场无所不能,当市场出现自然垄断、外部性、信息不对称等失灵情形时,由政府据有关的法律规范,主要通过事前许可、事后监督等手段,可以对企业的进入、退出、价格、服务的数量和质量等活动采取直接影响的监管行为。

林彦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宪法学、行政法学

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一项常规的监督权,执法检查在确保具体执法义务的履行、影响执法优先次序的裁量、督促建立更为有效的执法体系、保障和提高执法经费等方面都发挥了与行政诉讼制度不同的监督功能,从而在行为、政策、组织和预算四个层面对行政体系施加影响。

金江军

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博士

随着信息化、互联网的发展,我国贫困人口和家庭与富裕人口和家庭之间、贫困地区和富裕地区之间存在巨大的数字鸿沟。为此,要结合“宽带中国”战略,加快贫困地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贫困人口和贫困家庭上网条件,使互联网成为贫困人口和贫困家庭脱贫致富的重要渠道。

李伟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系博士研究生

杨超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系博士研究生

当前村民自治的“内卷化”问题主要体现在乡政府及村组织的“自利性亢奋”,在这种背景下,专业社会工作进入村庄可能会卷入这种结构性矛盾之中,其专业的理念和价值与基层政府的经济发展目标相悖,进而陷入合法性危机当中。面对基层治理“内卷化”的困境,社会工作机构可以寻求较高级别政府部门的支持,对基层政府的“不合法”行为进行规制,为服务项目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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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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