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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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学方
原中共台州市椒江区委党校高级讲师、自由撰稿人
解决农村人口的生存保障问题不应将目光放在农地上，而应建立城乡相对平等甚至是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要实现这样的目标，除了要扫除农民进入并融入城市的制度障碍之外，还必须把“带着土地离开集体的自由”归还给农村人口，而股份合作制改革为此提供了一条可能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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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兴衰的人力资本研究”课题组
虽然美国和英国同为“成功革命”国家，在历史、文化及发展道路等方面有很大的亲缘性，但美国现代化进程的主要特点和经验独具特色。美国是新兴资产阶级在一个理想的地理环境中自主建立的新国家，没有历史负担，资源禀赋既不同于原宗主国英国，也和大部分发达国家迥异，导致美国现代化进程和人力资源作用都具有鲜明的“美国例外”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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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弗里·贝德
Jeffrey A. Bader,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资深研究员
中国人眼中的战略利益基本集中于朝贡体系所覆盖的地区及其他邻国。对强国势力范围的深信不疑，和中国横跨东亚和东南亚的地理位置，是很多中国关于国际关系的思辨和文章的基本论调。随着中国对和世界其他地区国家建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兴趣的增加，这一论调稍微得以缓和。但是中国的战略家仍然倾向于认为国家的安全利益和其他利益与周边地区紧密相连。在这一理念影响下，中国政治和军队领导人和学者将东海和南海的海事争端，以及制定以消解美国在西太平洋的优势为目标的军事战略视为重中之重也就不足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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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斌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欧亚所研究员
在处理对外关系时，以意识形态划分阵营，轻民族和国家利益只能是造成我国外交的被动。这种现象在我国处理与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与美国的关系上尤为突出。中美关系对抗最为激烈的时候往往是双方政策受意识形态左右最为严重的时期。历史的经验证明，不以意识形态异同决定国家间关系的亲疏远近，是中国摆脱外交困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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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学通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研究领域:中国古代政治外交思想,著有《历史的惯性:未来十年的中国与世界》等
“在中国有‘土匪’一词，也即现在我们所说的恐怖主义。全世界很多国家都解决不了‘土匪’的问题，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几千年也无法解决‘土匪’问题。但是，毛泽东在上世纪50年代却解决了这个问题，因为依靠了人民群众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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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尧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特约研究员
海洋安全战略是澳大利亚国家安全战略的基石。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强和亚太地区安全形势的变化，尤其是美国“再平衡”战略的实施，澳加紧调整海洋安全战略：所涵盖的地理范围远远超过了澳大利亚本土，不仅意在维护既有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而且致力于充当地区性海上领导力量，进攻性色彩日益浓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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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清润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东南亚及大洋洲研究所孟加拉湾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缅甸问题专家
在经济、社会发展层面，选民对民盟新政府的期望值很高，民盟的压力非常大，一旦政绩未及民众预期，势必难堪。缅甸经历过长期的军人统治。经济社会落后，多数选民把票投给民盟，就是希望民盟执政后能给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立竿见影的改变，有些百姓甚至认为，民盟执政后，就业机会便会增加，工资便会提高，科教卫文事业就会大发展。期望越高，失望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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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磊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
刘建伟
中央财经大学国防经济与管理研究院副研究员
同其近几年来在伊朗核问题、利比亚问题、叙利亚问题以及乌克兰危机中的表现一脉相承，未来欧盟将会更加倚重对外制裁，更为积极主动地运用这一政策工具发挥其国际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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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志平
新疆大学中亚研究院中亚地缘政治研究中心教授,研究领域:中亚的历史与现状,著有《民族自决还是民族分裂》等
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中亚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而此后明显的动向是，中亚愈来愈引起各方关注。从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角度看，中亚是其枢纽地带，是绕不过去的枢纽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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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双伍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国际关系学教授,研究领域:现代国际关系、欧洲一体化,著有《法国精神》等
徐晶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国际关系学博士研究生
2009年开启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为中美关系的再定位和两国间的沟通提供了宽广的平台。然而，核心议题“缓不济急”、实质性成果的缺乏和安全对话的滞后成为对话面临的主要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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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远喆
外交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副教授
冷战结束后，亚太地区的安全结构经历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当前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发生“权力分享”乃至“权力转移”之际，亚太地区安全结构的调整尤为显著。作为亚太地区安全结构中的“第三股力量”，东盟通过对一系列多边安全机制的建设，既为两种大国主导的安全架构提供了对话平台，也已成为实现未来亚太地区整体性安全架构的可行性路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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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韬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美国政治体制和政治行为
特朗普的形形色色的“政治不正确”言论，被认为是民粹主义在美国国内盛行的标志。民粹主义可以是查韦斯所代表的“打土豪，分田地”，也可以是桑德斯所倡导的社会分配改革。然而特朗普的民粹主义，却带有强烈的种族主义色彩，它反映和迎合了当前某些白人群体的焦虑和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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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家喜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研究员,研究领域:当代中国政治与比较政治、政党政治、地方政府与社区治理问题研究,著有《改革时期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影响》等
作为政府改革的路径选择，权力清单制度对原有的政府改革举措多有突破和推进，如政府职能转变、行政审批改革、透明政府建设、服务型政府建设等。然而，权力清单制度的推进也遭遇上述改革出现的相似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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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建仁
北京语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清华大学当代院研究员
2010年后，美国正式开始实施“重返亚太”战略，而同盟战略则是其“重返亚太”战略的重要一环。文章首先考察了美国“重返亚太”同盟战略的实质，认为其包含巩固同盟和扩大同盟两种性质不同的结盟行为。随后提出针对美国的两种结盟行为，中国的对应策略分别为瓦解对手同盟战略和阻止同盟扩大战略，这同样是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应对策略，前者可从同盟解体理论中寻找政策启示，而后者则主要从同盟形成理论中寻找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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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朝晖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暨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兼职研究员
各民族、各时代的腐败之间既有共性，也有个性。今日中国屡禁不止、极为严重的官场腐败，在很大程度上与党员信仰大面积失落、以及全社会一切向钱看的社会风气有关。主张集权的法家式反腐与主张分权的民主式反腐，都未切中今日中国腐败根源的要害。要从治本的角度来诊治腐败，制度健全和严刑峻罚固然重要，但是如果不能找到克服党员信仰危机的有效途径，不能扭转当前一切向钱看的社会风气，无论是疾风暴雨式的运动反腐，还是分权制衡式的制度反腐，都未必是根本有效的反腐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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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玉涛
中央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9·11”事件后特别是近年来，“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恐怖主义活动出现了一系列不同于以往的新特点，比如更多地指向软目标、“伊斯兰国”崛起、借助高科技手段等，这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与国际反恐合作、西方国家反恐“双重标准”、恐怖主义滋生土壤等有重要关系。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