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陈夏红
中国政法大学破产法与企业重组研究中心研究员
尽管我国确实需要尽早推动个人破产制度的落地，山东方面主动推进个人破产制度试点、改善营商环境的良苦用心也日月可鉴。但一码归一码，除非世界银行对营商环境评估尤其是“办理破产”的评估体系改弦更张，尤其是将个人破产纳入指标体系中，否则在现有指标体系下，“办理破产”得分高低关键还是取决于相关经济体有关企业重整或破产清算的制度设计。在这种情况下，或许让个人破产制度和营商环境保持距离，车走车路，马走马路，会更有利于两项事业并行不悖地前进。
杨晓晨
盘古智库宏观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张明
世经政所国际投资研究室主任
Libra依靠现有设计基本没有可能取得各国监管的普遍认可。但其重大意义在于：这是各国央行第一次集体接受严肃的全球化数字货币申请，也是全球第一次集体从实践角度系统评估数字货币带来的影响。此一发端，接下来或许仅仅是设计思路如何满足要求的问题。全球正规数字货币浪潮将汹涌而至，不可阻挡。
李奇霖
联讯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从效果上来看，这一次OMO和MLF利率下调5BP，实际的影响相对有限，可能更主要的是信号意义，释放货币将加强逆周期调控的信号，修正市场的预期。如果沿着这种新思路去推演，那么未来在降成本稳增长真正出效果之前，央行可能还会有若干次的调降，而其调降幅度由于要“警惕通胀预期的扩散”、“主动维护好少数几个常态型货币政策国家的地位”，可能会相对有限。
钟正生
财新智库莫尼塔研究董事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张璐
央行对通胀形势持结构性、一次性扰动的判断（认为2020年下半年CPI与PPI差距有望收敛），力求保持社融增速平稳并略高于名义GDP增速，并推动LPR利率稳步下行。货币政策执行上，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背景下，有阶段性、结构性宽松的空间，但大的宽松政策出台仍有约束、仍候时机。
吴金铎
长城证券固收首席分析师，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兼职研究员
2019年11月18日，人民银行以利率招标方式开展了1800亿元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为2.5%，较前次下调5个基点。这是继2015年10月27日下调逆回购利率之后四年来首次调降。这说明当前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增大，稳增长和逆周期调节的必要性凸显，而央行也把“逆周期调节”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韩保江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教授
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就必须紧紧围绕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一核心问题，按照“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要求，彻底清除阻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体制机制障碍，从而用好“看不见”和“看得见”的“两只手”。
欧阳静
江西财经大学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从目前县域治理中具有影响力的行为主体看，至少有以下几种类型能动者，他们是领导、普通干部、商人、混混、钉子户和普通民众。在具体实践中，能动者之间实现利益均衡以及民主化的前提是所有能动者之间在规模、所拥有的资源和能量等方面相当，否则，各能动者间的谈判或博弈就难以实现均衡。而县域政府实践的一个明显特征是治理主体结构的非均衡性，即领导干部与普通大众相脱离，而与商人、混混等强势群体的关系较为紧密。
曹远征
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由于中国居民收入持续提高，中国市场在不断扩大，中国经济增长将由外需依赖型转向内需扩大型，这就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同时也是应对中美贸易冲突的基础。但相关研究表明，中国虽经有3.31亿人口人均收入超过2万美元，但还有10.5亿人口人均收入只有4500美元。所以，解决中国居民，尤其10亿低收入居民收入增长问题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是世界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核心问题。
魏杰
清华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教授
我对明年的形势判断有四个要点：一是明年仍然是还债的高峰期，必须要保证资金供给正常，这样才能做到不至于违约的债务太多，而触发金融危机的风险；其二，明年仍然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过去支撑经济的三大产业会继续调整与收缩，要想办法启动新兴产业；其三，明年仍然是下行压力比较大的一年，一定要想办法改善营商关系，一定要继续减费减税；其四，明年仍然是贸易战引起的新开放格局调整的一年，我们要尽快做好三件事——继续强化优势，继续补短板，进一步搞好“一带一路”。
编译：熊一舟
2019年10月16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新一期《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报告称，最近半年来全球金融条件进一步宽松，在近期为经济提供了支撑，但导致部分国家和行业的金融脆弱性累积。当前，环境、社会和治理（ESG）问题对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产生重大影响。报告呼吁，各国应继续开展国际协调和合作，全面落实全球监管改革议程，避免监管标准倒退，降低金融脆弱性。
陈定定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海国图智研究院院长
康晓蒙
海国图智研究院研究助理
夏雨
海国图智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美国右派保守主义的上升、军工利益集团左右政治以及特朗普的政治竞选需求三方合流,推动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由接触逐渐转向遏制;国际环境的变化以及中美战略竞争关系的确立使得美国对华政策由短期视野转向长期视野,收益衡量方式也由注重绝对收益转为注重相对收益。这些因素综合作用,导致了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
王辉耀
全球化智库（CCG）主任
对中国而言，加入WTO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尽管在科技创新的推动下全球化发展进入新阶段，WTO规则在一些领域已经落后于现有的全球经济实践，但是WTO仍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是唯一具有强制力的全球性多边贸易机制。因此推动WTO改革取得实质成果是维护国际自由贸易秩序和世界各国切身利益的必然选择。中国应该在推动WTO改革取得实质性成果方面发挥更多作用，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庞中英
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院长、特聘教授，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特聘教授
庞中兰
山西大同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在纪念中美建交40 周年之际，中美关系的基础，尤其是中美合作的贸易、发展和国际秩序的基础却受到严重冲击，甚至动摇。“中美关系的基础”一直在关于中美关系的大讨论中屡屡被提到，却缺乏关于这一话语的深入、科学的研究。本文从中美关系的贸易基础、发展基础和世界秩序基础三个角度讨论中美关系的基础在过去 40 年的演化历程，指出中美关系的基础动摇的危险，并呼吁重建中美关系的基础，对于推进 21 世纪两国关系的良性发展乃至全球和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张蕴岭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
以中国崛起为背景的东北亚大变局包含着新的含义:地区力量对比与秩序结构之变的特征与影响不同,引领性思想与行动发生转变,东方思想传统的影响力增强。东北亚大变局的深刻含义不是体现在短时就能看得见的全新结果,而是体现在一种迈向国际关系与秩序新范式的相对稳定的进程。中国在推动构建东北亚新安全关系与秩序中要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
尹继武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
中美战略沟通是塑造、影响和改变美国对华战略意图、推动双方战略关系走向的重要基础。个性独特的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中美战略沟通的价值更加显得重要。基于领导人的真实偏好与信号策略以及美国战略共识与国内进程的维度，美国对华战略意图呈现四种类型，中美战略沟通也有四种成效的案例。四类案例的比较分析表明，领导人的个性、对华战略需求以及国内政治的相互作用是决定战略沟通成效的核心机制。
王昊
赛迪智库工业经济研究所
张凯
赛迪智库工业经济研究所
秦海林
赛迪智库工业经济研究所
近日，欧盟发布年度报告《2018年度产业研发投入记分牌》。《报告》以2017年全球研发投入前2500强公司为观测对象，剖析不同地区与重点行业的研发投入变化趋势。整体看，近年来中国公司研发强度与欧盟差距逐渐缩小，但与美国差距仍然较大，尤其是缺乏创新型龙头企业。我国需在信息通信技术、生物医药等重点竞争领域加强研发投入扶持，进一步优化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的政策环境，积极应对产业竞争。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