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李海舰
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传统思维认为，做好了就有利润；现代思维认为，做对了才有利润。这里，升级是“做好”的概念，即“正确地做事情”，是“下位解”；而转型则是“做对”的概念，即“做正确的事情”，是“上位解”。现在看来，做正确的事情远比正确地做事情重要得多。也就是说，做对高于做好。在新时代，做好了不见得有利润，例如柯达、富士胶卷做得很好，在世界上数一数二，因为没有做对，所以一个倒闭一个衰落。因此，正确的思维是，首先做对，然后做好。
浦山基金会课题组
中国应在以下方面推动国内改革：第一，首先应该认识到，竞争中性与产业政策并不是互相排斥的，两者可以找到交集。这种情况就是对市场主体一视同仁的产业政策。第二，中国应尽快在国有企业分类改革的基础上，启动“竞争中性”改革。分类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有现成方案可循。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功能”，之后中央于2015 年印发了《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完全符合这一改革方向。第三，加快经济干预方式从产业政策向竞争政策转型。第四，在金融市场贯彻“竞争中性”原则，消除隐性补贴。第五，规范产业补贴政策，明确授予标准，提高透明度。
宋泓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未来中美经贸关系应该更加开放、深入，因此，最直接的方式是进行双边FTA谈判以及投资协定谈判。这样的谈判，不仅能够照顾到双方的关切，而且还能开拓新的合作空间。当然，中美联手共同推进WTO改革，重塑多边贸易体制，或者推进亚太地区的巨型区域安排，比如扩版后的TPP或者CPTPP，甚至APFTA等，不仅会化解中美经贸关系纠纷，更会对于区域和世界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郑羽
同济大学全球治理与发展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如果说战略是指问题的全局性和中长期性，那么可以认为，2018年以来中美关系的变化导致了其战略新面貌的出现。遗憾的是，这种“新”是以两国关系全面恶化和对峙为特征。美国政府在此轮美中战略博弈中着眼于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之争、意识形态之争、国家利益之争、世界领导权之争等多维战略考量，因此不会太多顾及经贸损失。为了实施强制性的产业链和价值链脱钩，特别是着眼于技术封锁，下一届美国政府很可能单独建立类似于巴黎统筹委员会的、比“瓦森纳安排”更严格的制度性机制。
魏尚进
哥伦比亚大学金融与经济学教授
数字技术提供了诸多可能的手段，来缩小机会的差距，进而缩小不平等。但是，只有政府确保每个人都可以享用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技术才能促进经济的包容性。政府应该考虑对明显缩小机会差距的数字计划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制定者还应当确保正确的法律被制定，并得到执行，以保持数字空间的开放竞争，同时让人们负担得起。
刘佳骏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
伴随着我国近40年的高速发展，产业园区实现了规模和质量上的快速发展，已成为我国参与全球制造业价值链分工的重要载体、优化产业空间布局的有力措施以及推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强大动力。经历了40年的发展，我国产业园区建设取得了诸多成就和成功经验，同时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园区转型升级成为必然趋势，尤其是在新工业革命与新技术加速应用的背景下，未来中国产业园区的发展模式也将发生重大变化。
贾康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代化事业中，必然追求超常规发展战略的有效设计和实施，本文结合全局，对于如何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掌握好金融和金融创新对于力求高质量的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持作用提出基本看法：一是制度创新是金融创新发展的龙头；二是应重视金融制度创新与科技创新的结合；三是应重视政策性融资对乡村振兴的支持。
肖愈欣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助理、政策分析师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有两点特殊之处：一是主导自由主义秩序的国家承担着在全球传播自由民主政体的任务；二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是依靠主宰国的霸权来维持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存在，由于需要倚仗主宰国的霸权，是难以持续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面临着内外危机，而这些危机来源于其种种内生性缺陷。
赵晨野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助理、政策分析师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社会、经济等诸多领域均经历了深刻的变革，而人口的大规模流动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为2.41亿，相当于每6个人就有1个流动人口。这一庞大的人群被认为是中国城市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却面临着“人口在流动，权利不扎根”的问题。近年来，该群体在流动规模、流动方向、流动结构等方面发生了诸多变化，但受户籍制度的制约，其应享有的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诸多公共服务依然在“流入地”与“流出地”之间衔接不畅。
林采宜
华安基金首席经济学家
刘星辰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促使我国居民的富裕程度大幅提升，从1992年到2018年，人均储蓄存款余额自1000元增至5万元以上。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27元增至39251元，年均增速12.1%；人均消费性支出从1672元增至26112元，年均增速11.2%。总体数据看着很辉煌，但区域之间、城市之间的差异其实在不断扩大。本文甄选32个主要城市为样本，考察不同地区、不同城市的富裕指数。
夏磊
恒大研究院副院长、房地产行业首席研究员
房地产税最佳出台时机是经济稳定发展、房地产市场健康运行时期。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未能给房地产税出台提供最佳环境。房地产税具有高度地方性，与地方居民利益密切相关。中央统一立法虽然必要，但各地方住房需求、住房发展阶段等具体情况都不一样，不宜统一税制“一刀切”。留给地方政府充足的自主空间，兼顾地方特点，才能保证房地产税满足地方多样化需求，稳妥实施。
程实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钱智俊
工银国际高级经济学家
展望2020年，一方面，“高增速”年代余音渐远，经济增长趋于平淡而平稳。钝化的库存周期与韧化的地产周期形成对冲，加之政策周期的历史性蜕变，中国经济的年度增速预计将略有下降，季度增速或将走出“缓V型”路径。另一方面，“高增质”年代序章初开，经济增质孕育“民富”与“国强”。在“民富”维度，居民福利的稳固和消费潜力的扩张产生合力，有望在全球经济逆风中保持国内总需求的稳健。在“国强”维度，历经多年蓄力，要素配置的改善和科技进步的提速形成共振，正在构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和新优势。
陈道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周景彤
中国银行研究院资深经济学家、研究员
刘 哲
万博新经济研究院副院长、营商环境中心主任
主持人:周子勋
现代金融体系及其功能内嵌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当中，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具有核心地位。具体表现为：一是金融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财政与金融关系的制度安排是现代经济体系和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核心制度安排之一；三是金融风险防范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底线和保障。
张斌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张佳佳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研究助理
钟益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研究助理
房价对企业经营影响的关键在于房地产的供给弹性。供给弹性过低，意味着房价上涨但是房屋供给没有提高，难以带来城市扩张和规模经济收益，房价上涨的负面影响更突出；保持适当的供给弹性，意味着房价上涨伴随着房屋供给显著提高，不仅可以遏制房价的进一步上涨，还可以明显推进城市扩张和规模经济收益，对企业创造了更多发展机会，房价上涨的正面影响更突出。房价上涨对消费的挤出程度也取决于该城市的住房供给弹性。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6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周天勇
东北财经大学中国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走出经济困境r 一种思路是，增加有效资产，即其不贬值而且会升值，并有吸收货币的功能，用其增加来促使货币投放。也就是财政可以扩大赤字，发行长期国债，投资增加这种资产，市场上这种资产的交易和投资增加，央行买卖投资这种资产的国债，银行增加这方面的贷款，则形成了有较高质量资产基础的货币扩大。这种操作方式的好处是：避免了整个国民经济的高负债，即负债有资产内容所平衡。这既使经济增长有财富增加的内容，又可避免持续高负债造成金融体系崩盘的风险。这种资产就是可利用土地，并且在我国非其莫属。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