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左希迎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副教授
权力变迁始终是亚太安全秩序变化的根本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太安全秩序的历史变迁就是一个去美国化的过程。在外部威胁上，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的对手由USSR转变为中国。较之于USSR，中国是亚太地区更为核心的国家，发展潜力巨大，对美国主导的亚太联盟体系威胁更严峻。中国持续快速发展使得亚太安全秩序去美国化成为一种历史必然，美国亚太联盟体系走向瓦解有可能成为一种现实。
白川方明
日本央行原行长
在今后可能出现负利率的情况下，央行应该如何应对？美联储和欧洲央行可能都已经开始放松政策，而且各个央行都非常有可能实施宽松政策，采取宽松措施，如购买资产、实施深度负利率、进行前瞻性指导。这些将要实施的宽松货币政策会对增长和通胀带来较好的影响吗？对此，我感到非常怀疑。有人指出，货币政策放松空间有限。确实如此，但我们得更深入地考虑到放松货币政策本身的影响。
梁红
中金公司研究部负责人、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
中国GDP总量扩大意味着赤字率、债务率等以GDP作分母的指标的下降。未来几年财政赤字空间将小幅提升，按3%的赤字率计算，GDP总量上调2.1个百分点，大约能增加2020年一般公共预算赤字600-700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如果按GDP的3%计算，同样可以增加600-700亿元。根据BIS统计，2019年1季度末中国非金融部门债务率为259%，GDP上调2.1个百分点，债务率将下降5个百分点至254%。债务率下降将提升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吸引力。
胡一帆
瑞银财富管理亚太区投资总监及首席中国经济学家
亚洲两大经济巨人，中国和印度，将迎来激动人心却又各自不同的发展机遇。中国志在发展独立自主的创新与科技产业，因此未来十年将持续推进高科技行业成长。而印度将充分利用本国人口红利，改善与美国的地缘政治关系，逐步发展刚刚起步的制造业。假设未来十年中国和印度的平均GDP增长率分别为5.75%和7.25%，中国仍将是亚洲首屈一指的经济引擎。然而，印度的银行和制造业者（例如汽车和仿制药制造商）将在这波增长浪潮中脱颖而出。
梁建章
携程集团执行董事长,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
黄文政
财新网特约作者
需要有大量夫妇生育三孩、四孩，这样那些生一孩或不生孩子的家庭所造成的亏缺才能得到弥补，民族才有可能延续下去。比如，一个无孩家庭所造成的亏缺需要一个四孩家庭来弥补，一个一孩家庭所造成的亏缺需要一个三孩家庭来弥补。而目前中国的现实是无孩家庭数量远远多于四孩家庭，一孩家庭数量远远多于三孩家庭。因此，要维持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中华民族的正常繁衍，我们需要大量的三孩四孩甚至更多孩子的家庭，他们对社会有利无害。
刘守英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
土地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是：按照宪法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和平等保护物权的精神，建立城市国有土地与农村集体土地两种所有制权利平等的土地产权制度；建立城乡土地平等进入、公平交易的土地市场；建立公平、共享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制度；建立与现代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土地财产税制度；建立公开、透明、规范的国有土地资产经营制度和土地融资制度；建立以权属管理和规划与用途管制为核心的现代土地管理体制。
吴敬琏
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比较》主编
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市场取向改革的整体推进，使市场经济的轮廓日渐显现出来，原来一统天下的国有经济和准国有的“集体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份额下降到50％以下。但是，市场的产权制度基础还不明确。占比很大的“民营经济”产权关系模糊，其中日益壮大的私有经济的正式地位只是“公有制经济的补充”。现实的经济发展与苏式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框架的矛盾引起了极不相同的反应。两种观点之间的碰撞终于在1996年末、1997年初引发了一场我国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大争论。
陈贇
浙江省国资委外派监事
改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和运营公司，是以管资本为主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的重要举措。目前，从中央到地方国资，组建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如雨后春笋快速增长，但组建后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如何运作，不少地方仍然莫衷一是，感到迷茫，这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对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缘由缺乏深刻理解，没有正确的思想，就难有自觉的行动。
龚维进
倪鹏飞
马科尔·卡米亚
全球城市竞争力是一个城市在全球合作、竞争过程中，与其他城市相比所具有的吸引、争夺、拥有、控制要素和市场，更多、更快、更有效率、更可持续地创造价值、为其居民提供福利的能力。2019年度全球城市经济竞争力报告的总体发现是：受中美欧城市竞争力均值下滑影响，全球城市竞争力均值略微下降。这也预示如果主要国家经贸摩擦持续，不仅会削弱各国自身的城市竞争力，也会削弱全球城市竞争力。
周庆智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政治文化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传统基层社会秩序由公-私两大统治体系构成，公代表官治体系，私代表民治体系，但这不是两个分殊的、对立的体系，两者是一种依存和互嵌关系。在传统向现代转型中，这种秩序原则以新的权威形式被熔铸到变化了的社会结构形态当中。当代基层社会秩序的重构，一方面要建立在传统社会秩序规则与现代社会秩序规范的贯通基础上，另一方面则把秩序原则确立在法治框架下的社会自治基础上。
郝亚光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科学高等研究院
在中国，水资源的公共性由“官”来体现，官就是“公意”的体现。公意若得到较好地执行，需要公意的控制，“控制”便是“公共责任制”。现代河长制之所以在较短时间内凸显成效，根本原因是以政治责任、行政责任、法律责任和专业责任为主导的复合性公共责任体系功能的发挥。可以说“公共责任制”，既深刻展示着中国长期以来河长治水的历史逻辑，又充分诠释着治水实践中“政府本位”的中国逻辑。
贺雪峰
华中科技大学特聘教授、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历史上村级治理主要解决国家从农村汲取资源和满足农民最基本生产生活秩序维持的需要，村干部主要功能也就兼具国家代理人与农民当家人的双重角色。在当前资源下乡的背景下面，中国基层出现了普遍的村级治理行政化现象。村级治理行政化的必然后果是村庄公共性的消失，资源下乡的低效甚至无效。离开对农民群众的动员，仅仅强调为农民群众服务，不组织农民，仅仅帮助农民，结果可能造成村级治理的失败。
王军
中国政法大学公司法与投资保护研究所
互联网平台经济近年来出现了爆发式的发展。通过移动互联网、大数据、GPS定位等信息技术，互联网平台的商业、组织和用工模式无不冲击着传统的产业结构、行业分工、企业组织形态以及原有的行业监管。同时，平台自身也受到来自原有法律规范、监管规章和相关观念的挑战。在这些挑战中，平台的用工模式，也即平台与其工作人员的法律关系，已成为极重要的方面，也是备受争议的问题。
杨志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张斌
汤林闽
分析结果显示，若单从资产方看，中国政府整体的资产规模十分巨大，结构也比较合理，对于抵御债务风险比较有利。若单从负债方看，中国政府负债的规模也较大，若与GDP比较则已经超过60%的警戒线，蕴含的风险较大。整体上，政府负债的结构以或有和隐性负债为主，这一方面降低了债务风险的大小，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债务风险的不确定性。
杨志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张斌
汤林闽
中国政府总资产规模十分巨大，基本维持百万亿元水平，2013年—2017年更是维持在110万亿元以上；整体结构以财力性资产为主，服务性资产为辅，至2017年，二者占比大致七三开。也就是说，中国规模巨大的政府资产中，主要体现经济利益的资产占了多数，主要体现服务潜能的资产则较少。这样的资产结构给予了中国政府较多可能用于抵御债务风险的资源。
张俊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郭智
面对中国的崛起，美国一些政客希望在经济、科技领域构筑起新的“铁幕”，把中国与世界（主流）隔绝开来以达到封锁中国、遏制中国的目的。但中国不是当年的苏联，美国也不是当年的美国。中国拥有完备的产业和科技体系，拥有积极有为的政府以及完善的基础设施，只要应对得当，在“经济大变局”中必然会成为大的“赢家”。这就是中国应对复杂局面的底气。面对复杂多变的局面，中国能否考出好成绩，拿到“发达国家俱乐部”的门票，关键在于能否避开自我孤立的陷阱，避免出现为博弈对手提供“神助攻”的现象。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