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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里·达杜什

比利时布勒哲尔国际经济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摩洛哥新南方政策中心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翻译:曾辉

2019年5月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关税从10%上调至25%;6月6日,他甚至威胁说,要至少再对另外30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作为回击,中国对价值6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关税。相比美国的关税,中国的反制措施相对温和。在研究中美贸易争端中,笔者发现了三个有趣的问题,更确切地说是与欧盟相关的问题:中美贸易争端对欧洲经济有何影响?中美贸易争端对多边贸易体制的影响有哪些?欧盟应该如何调整对中国和美国的地缘政治立场?

尼古拉斯·埃伯施塔特

美国企业研究所人口学家

虽然传统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往往得到更多关注,但国家人口规模、能力和特点的变化对大国间的长期竞争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事实上,二战以来全球经济的增长主要归功于两个因素:人力资本的改善(人力资本是教育、健康、营养、培训以及其他决定个体工人潜力的因素的总称)和有利的商业环境(使得人力资源的价值得以释放)。其中,人力资本对经济有着非同寻常的影响。

阿弗肖恩·奥斯托瓦

美国海军研究生院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教授

编译:昀舒

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和伊朗都被对方拉入更深的冲突当中。到目前为止,他们暂时避免了战争的出现。但是,军事冲突的可能性随着每一次挑衅的出现而增加,无论是伊朗对民用油轮的攻击还是美国对其进行的另一轮制裁。这两个国家都应该受到指责,因为它们对待对方的极端策略。由于两国都不愿让步,无疑,双方在朝战争的发生方向继续前进。

德米特里·特列宁

卡内基莫斯科中心主任

近来,美国挑起了和中国的大国竞争以及和俄罗斯的对抗。与此同时,中俄关系从和解走向友好:两国虽然不是正式的同盟,但有着基本相同的世界观,并且在具体政策上保持密切协调与合作。导致上述联盟重组的原因是,冷战后没能形成一个可以包容所有主要大国的世界秩序。这也暴露了单一霸权国主导秩序(即美国治下的和平)的局限性。如今,历史上典型的大国竞争再度出现。美中和美俄之间的敌对可能会不断加剧,直到形成一个新的均势。

彼得·尼古拉斯

凯西·吉尔希南

翻译:侯沫

特朗普政府在对待俄罗斯方面所做的要比其言论令人以为的强硬得多。关于美国是如何更加紧密地与俄罗斯打交道的,可以从特朗普的鹰派顾问传递出的一系列信息中得知。例如,特朗普政府向俄罗斯实体或是个人施加了一轮又一轮制裁,有时是在受到国会的推动之后这样做的。这些制裁涵盖了网络袭击、武器扩散、人权侵犯和入侵乌克兰等问题。此外在某些问题上,特朗普政府在与俄罗斯对抗方面要比奥巴马政府走得更远。

傅高义

费正清东亚中心前主任,社会学家,汉学研究学者

“二战”以后美国的领导人——我是那一代的人——都觉得和平可贵,为了和平,需要合作。当时国会中的民主党也好,共和党也好,都是愿意合作的。为了国家,为了一个更好的世界,他们相信合作最为有利。现在,他们变得都只会考虑自己的事情了。我想情况就是这样的。美国现在的情况比较复杂。

詹姆斯·诺尔特

纽约大学客座教授

在美中贸易谈判一次又一次号称接近达成协议后,谈判又一次陷入僵局。几乎所有的评论家都想知道哪里出了问题,但很少有人想过最可能的答案:这些谈判都是假的,他们本就没想谈成。几乎所有专家似乎都相信特朗普真想要一份协议。对此,我从一开始就有所怀疑。他的目的从始至终都是为加征关税寻找借口,他认为关税有利于美国经济和他的政治利益。对特朗普来说,关税本身就是目的。谈判是假,因为特朗普根本没想拿关税来做交易。

考希克·巴苏

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世界银行前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科技可以推动人类进步,也可以使人类后退,这是需要我们警惕的。今天我们也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由于技术的进步,对传统劳动力的需求将继续下降,这增加了发达国家的社会不平等现象和青年失业率,并导致全世界的工资支出占GDP的比例都在下降。而我认为,让机器替换掉大部分无聊的、重复性的工作是好事,真正要注意的问题在于,因技术进步取代劳动力所获得的利润,不能仅仅进入少数人的口袋,而应由全民所共享。

相蓝欣

瑞士日内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史与国际政治教授

中国首次举办亚洲文明对话,意义重大,但对话的要义是什么?长期以来,中国的外宣毫无建树,花钱不少,收效甚微。主要原因是方法生硬,概念混乱,逻辑上自相矛盾,语言更是文理不通。译成外文,诘屈聱牙,常常让人不能理解。近几年来,中国领导层不断强调要“讲好中国的故事”,但请的“专家”几乎全是“歪嘴和尚”。其实最要紧的是讲好中国的理念。中国故事有目共睹,无须渲染,中国理念模糊不清,必然引起外界的疑虑。

拉蒙·马克斯

三十多年来,美国军方一直被排除在发展中程导弹能力之外,现在要迎头赶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美国不仅必须尽快发展这种导弹,而且还必须将这些能力纳入其作战战略和战术。海军陆战队和海军已经在探索如何让小型步兵部队使用中程导弹,与隐形、速度更快的舰艇合作,夺取和封锁马六甲海峡等海上咽喉要道。未来的常规战争将越来越由网络、无人机和导弹主导。我们不能再指望美国一只手被绑在背后来迎接这样的挑战。《中导条约》不得不被废除。

霍华德·戴维斯

苏格兰皇家银行主席

美国总统特朗普从上任伊始就明确表达了其对金融监管的态度。他发布了一项行政命令,要求在每增加一项新监管措施的同时至少要有两项旧监管措施进入撤销程序。但欧洲方面却未表现出如斯的放松管制热情。欧洲各国政府似乎认定并不值得去承载那些庞大且充满风险和波动的金融企业和市场,而美国政府仍将金融业视为纽约的比较优势。哪一方做的选择更加明智我们暂时还不得而知。

阿里安·塔巴塔拜

兰德公司政治学者、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研究员

摘译:李博冉

不论对朋友还是敌人,特朗普都在施加压力。过去两年中,这一策略看上去给他带来了不少成果。例如,重新谈判北美自贸协议,达成在特朗普看来更符合美国利益的新条约;又如,和中国持续地打贸易战。然而,在朝核问题和伊核问题(这两个问题令核不扩散原则面临巨大挑战)上,“极限施压”策略暗藏风险。“极限施压”要想取得成功,目标必须现实可行,奖惩必须平衡,还不能急于求成。

尼古拉·卡萨里尼

意大利国际事务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在中国问题上,欧洲正日益沿着“民粹-自由”和“核心-边缘”的裂痕分裂。一方面是围绕着法德轴心的自由民主的欧洲核心国家,它们主张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另一方面是各种民粹主义政府,这些主要处在欧洲外围的国家政府公开支持美国的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但又不顾华盛顿的反对,愿意接纳中国。

乔里奥·普格列瑟

伦敦国王学院讲师

如果说奥巴马外交和安全政策手段是后现代的,那么特朗普的外交和安全政策本质上说就是现代的。但问题在于,无论内容还是方式,特朗普的手段都有可能是19世纪的“现代”。特朗普政府针对中国的经济攻势就是美国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风险的最佳例证。日本将不得不谨慎行事,控制特朗普政府极具对抗性的冲动,因为日本原想要一个“坏警察”,但却可能招来一个“疯警察”。

约瑟夫·奈

哈佛大学教授

英国脱欧的政治僵局,以及反对总统特朗普的美国中期选举反应,都在促使人们重新思考近年席卷世界民主国家的民粹主义潮流。事实上,人们早就应该反思了。而美国国内对移民和全球化的强力支持,与“民粹主义”已经成为一个问题的观点格格不入。这一术语的定义仍然模糊不清,无法对问题作出解释,尤其是现在,对它试图描述的政治力量的支持似乎正在减弱。

劳伦斯•萨默斯

美国前财政部长、哈佛大学前校长

现在人类可能面临前所未有的时机,信息技术解放了劳动力,生命科学的进步延长了人类的寿命,物质的进步使人类的痛苦大幅减少,这是属于人类的一个世纪。因此中国应该找到自己的方式,以友谊与合作去尊重共存。中国此时应该重新调整其外交政策,这是符合中国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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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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