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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卡萨里尼

意大利国际事务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在中国问题上,欧洲正日益沿着“民粹-自由”和“核心-边缘”的裂痕分裂。一方面是围绕着法德轴心的自由民主的欧洲核心国家,它们主张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另一方面是各种民粹主义政府,这些主要处在欧洲外围的国家政府公开支持美国的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但又不顾华盛顿的反对,愿意接纳中国。

乔里奥·普格列瑟

伦敦国王学院讲师

如果说奥巴马外交和安全政策手段是后现代的,那么特朗普的外交和安全政策本质上说就是现代的。但问题在于,无论内容还是方式,特朗普的手段都有可能是19世纪的“现代”。特朗普政府针对中国的经济攻势就是美国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风险的最佳例证。日本将不得不谨慎行事,控制特朗普政府极具对抗性的冲动,因为日本原想要一个“坏警察”,但却可能招来一个“疯警察”。

约瑟夫·奈

哈佛大学教授

英国脱欧的政治僵局,以及反对总统特朗普的美国中期选举反应,都在促使人们重新思考近年席卷世界民主国家的民粹主义潮流。事实上,人们早就应该反思了。而美国国内对移民和全球化的强力支持,与“民粹主义”已经成为一个问题的观点格格不入。这一术语的定义仍然模糊不清,无法对问题作出解释,尤其是现在,对它试图描述的政治力量的支持似乎正在减弱。

劳伦斯•萨默斯

美国前财政部长、哈佛大学前校长

现在人类可能面临前所未有的时机,信息技术解放了劳动力,生命科学的进步延长了人类的寿命,物质的进步使人类的痛苦大幅减少,这是属于人类的一个世纪。因此中国应该找到自己的方式,以友谊与合作去尊重共存。中国此时应该重新调整其外交政策,这是符合中国利益的。

克里斯托弗·A·麦克纳利

美国查明纳德大学教授

用一个在危机时期已经被证明有效的汇率稳定机制——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来巩固即将达成的汇率协议,双方都将获益匪浅。对中国来说,这一货币互换协议将给人民币汇率带来强劲的升值倾向,而这正是特朗普政府想要的。这其中唯一的阻碍就是政治。

约翰·柯顿

多伦多大学 G20 研究中心教授

对于处于争议中心的全球治理机构,很少有系统性和对比性分析,同时也缺乏对它们在面临需求的独特使命、体制特征和业绩上的专业研究。自1919年以来,全球治理经历了4个主要阶段:国际联盟阶段、联合国-布雷顿森林体系阶段、七国集团阶段和二十国集团阶段,这4个阶段的全球治理机制各有其制度方案、表现、缺陷和增补,当今全球治理体系有新的时代特点,需要新的改革方案。

约瑟夫·奈

哈佛大学教授

美国人的自满一直是种危险,但缺乏自信和夸大恐惧同样危险,它会导致反应过度。美国握着一手好牌,而歇斯底里会让美国无法聪明地出牌。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我们的盟友和国际机构这张好牌被放弃了。一些人称赞特朗普政府的对华贸易战,说它是迈出遏制中国掠夺性行为的大胆第一步,但他们却没有说明为什么我们的盟友也会被加征关税。展望未来40年,随着中国实力不断增强,美国的“自由国际秩序”将不得不顺势而变。我们将展开与中国的“合作竞争”,此提法的哪一个方面都不应该被忽视。

彼得•比特纳

《外交家》[The Diplomat[杂志助理编辑

2018年对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来说是激烈、动荡和难以预测的一年。2019年开局,美中两国在许多领域都表现得更加糟糕,两国关系状况也是如此。中美之间正在进行的贸易战,是2018年紧张的双边关系当中最大的引爆点。世界两大经济体进行贸易战所产生的最严重影响,是双方从正常贸易伙伴到近乎对手这种突然的范式转变。

丹•斯坦伯克

Difference Group创始人

在今天,华盛顿惹争议的制裁和关税上调,加上美联储的利率正常化操作,这些使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地位面临风险。与此同时,人民币国际化正在对互补性的全球化产生推力。展望未来,美元可能继续衰落和石油人民币的崛起意味着世界经济需要多极的主要储备货币组合,这其中既包括主要发达经济体,也包括大型新兴经济体。

约瑟夫·奈

哈佛大学教授

中美两国都面临着跨国挑战,这种挑战如果没有对方合作是无法解决的。即使经济全球化放缓了,环境的全球化也会增加。物理定律是不受政治约束的。而随着边境在毒品、传染病、恐怖主义等一切面前越来越漏洞百出,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携手应对这些威胁就将非常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应该把美中关系看成一种“合作竞争”,而不应该是冷战的复活。我们应为艰难的讨价还价做好准备,但美国在国家安全的某些方面需要与中国合作,而不仅是压制中国。

詹姆斯•斯坦伯格

美国前常务副国务卿

中美接触的一个重大前提是,这种接触对双方都是有利可图的。其中一个国家的成功,对另一个国家也是有利的。这也就是常说的“双赢”关系。这是中美长期以来能实现合作的基石。最近几年中美之间有更多的矛盾和差异,包括政治体制、人权、印太、台湾等等,中美关系未来的发展有了更大的不确定性。近期事态发生了变化,我们开始怀疑中美之间的“互惠”和“共赢”关系,人们也给中美关系未来打上了一个很大的问号。

弗朗西斯·福山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著有《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后人类未来──基因工程的人性浩劫》《跨越断层──人性与社会秩序重建》《信任》《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等

尽管人们在担忧未曾意想的结局和不可预见的代价,人们心中所隐藏的深层的对于生物技术的忧虑却一点儿也不是功利主义的。终极意义上,毋宁说人们担心的是,生物技术会让人类丧失人性——正是这种根本的特质不因世事斗转星移,支撑我们成为我们、决定我们未来走向何处。更糟糕的是,生物技术改变了人性,但我们却丝毫没有意识到我们失去了多么有价值的东西。

丹•斯坦伯克

Difference Group创始人

特朗普政府整体上的做法引发了人们对未来美国领导力和参与WTO事务,以及国会在美国贸易政策中所扮演角色的质疑。在民主党的有效反对缺位的情况下,特朗普总统持续不断为单方面退出WTO所做的努力——即使符合美国的法律——将摧毁美国的对外贸易,削弱WTO,为导致二战后WTO创建的可怕乱局打开方便之门。

克里斯托弗•A•麦克纳利

美国查明纳德大学教授

两个各自为政的力量集团相互对抗,发生这种情形的新冷战可能性极小。更有可能出现的是一种混乱,而不是一个两极分明的世界。美国已经开始成为有选择性的孤立主义国家,而中国对自由国际秩序的支持不过是半心半意。一个不稳定的过渡时代开始了。没有一个国家能让自己置身于这种活力之外。受到影响的将是全球领导力和全球公共产品的供应,但这个过渡时代与1990年以前一个社会主义集团与一个资本主义集团的全面竞争截然不同。

乔里奥·普格列瑟

伦敦国王学院讲师

随着美国对华政策日益充满对抗性,习近平开始利用其新近巩固的权力基盘来化解一场可能由美国领导的经济和军事围剿。中国展开魅力攻势的一个明显例子就是试图修复与印度和日本的关系。此次安倍之行被赋予重要的外交意义就显示出中日两国政府正在为让双边关系达到一个“新维度”而努力。

桑普森·奥佩迪萨诺

纽约新学院米兰国际事务、管理和城市政策学院,院长行政助理

虽然全世界都在等待美朝之间可能举行的第二次首脑会晤,但重要的是,中美两国无论自身利益如何都应共同努力营造和平。中美两国都明白,真正的统一即便有可能,也会是极其困难的,因为朝鲜和韩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是如此截然不同。中美两国首先应该关注的是实现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由此,才有可能就如何最好地实现“统一”进行谈判斡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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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宏观上看债务是个负担,是个窟窿,是个包袱,是个发展中的问题;但从微观角度看,债务有积极意义。 现在的GDP规模、资产规模、资本过剩程度、央行释放货币、债务规模、债券市场规模等都比过去大很多,中国与世界均是如此,现在的债券市场和债务工具的运用,与过去有很大不同。这种趋势下,与债务规模相比,债务体系的稳定运行、交易畅通才是政策部门更需要关注的重点。
稳就业仍是国内的头等大事。9月1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孟玮介绍,受中美经贸摩擦和经济下行压力等因素影响,我国就业结构性矛盾有所上升,部分行业招聘需求有所下降,稳就业面临一定压力。孟玮表示,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实施就业优先战略,进一步完善应对举措,多管齐下稳定和扩大就业。
今年以来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已陆续落地显效。9月19日,财政部副部长许宏才表示,全年减税降费规模可能超过年初预计的2万亿元。企业受益的同时,财政收入增幅明显放缓,一些地方财政收支紧张。在这种情况下,更要加强预算绩效管理,把钱用在刀刃上。把低效无效资金省出来用于急需的领域,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中国内地上市企业业绩表现较为低迷。2019年上半年,中国大陆上市的3583家非金融企业利润同比减少2.5%。出现亏损或利润下滑的企业占46%,较上年恶化了10个百分点。除了汽车和零售等最终消费相关行业外,一直以来对经济构成支撑的房地产行业的利润增长率也出现放缓。下半年,中国经济面临的内外部环境更为严峻,上市企业业绩预计难以取得较快复苏。
9月18日,美联储再次降息,以帮助维持创纪录的经济扩张,但暗示进一步下调借贷成本的门槛提高,引发美国总统特朗普迅速而尖锐的批评,反映了美国政府与美联储对美国经济前景的分歧。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指出,美国经济前景“良好”,称决定降息是为了“防范当前的风险”,包括全球经济增长疲弱和贸易紧张局势再度抬头。鲍威尔表示,围绕利率路径和经济前景“存在很多不确定性”。
美国货币市场利率罕见地在月中飙升,暗示银行系统遭遇俗称“美元荒”的流动性紧张。美联储9月18日再向美国银行系统注入750亿美元资金,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市场秩序。此前在银行间拆借市场出现流动性极度紧缺,一度推动美联储的指标利率自金融危机以来首次升越目标区间。这让人感觉到或证实了市场的部分疑虑,即美联储无法控制其目标政策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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