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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辛格

美国著名政治家、外交家、国际问题专家

各国领导人都在全国范围内处理这场危机,但病毒的社会溶解效应不识国界。虽然病毒对人类健康的攻击有望是暂时的,但它引发的政治和经济动荡可能会持续几代人。没有一个国家,甚至美国,能够通过纯粹的国家努力战胜病毒。解决当前的必要问题最终必须将全球合作的愿景和具体计划相结合,如果我们不能同时做这两件事,每个国家都将面临最坏的结果。

托马斯·弗里德曼

纽约时报专栏作者、《世界是平的》的作者

翻译:田好奇

新冠肺炎将成为“公元前和公元后”那样的历史分期的起点, 即新冠之前(Before Corona)的世界与新冠之后(After Corona)的世界。国家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紧密的”,另一类是“松散的”,分类的依据在于这些国家是更重视规则,还是更重视自由。很明显,在那些周知的紧密型社会,如新加坡……展示出对2019新冠肺炎的最有效回应。所以,在新冠病毒危机结束之前,我们的政治文化亦可能发生变化。

比尔·盖茨

慈善家,微软公司创始人,曾任微软董事长、CEO和首席软件设计师

病毒提醒我们,我们的命运都是联在一起的,影响一个人的事情同时也会影响另一个人。病毒也提醒我们,我们建立的虚假国境线毫无价值,因为病毒并不需要护照。病毒还提醒我们,虽然我们暂时受到压迫,世界上还有人一生都受到压迫。许多人认为新冠病毒的疫情是一场灾难,但我觉得这是一次“伟大的纠错”。

约瑟夫·奈

哈佛大学教授

好的道德推论应该是从三维角度来权衡意图、结果及手段,一项外交政策的评判也应当据此考虑。此外,合乎道德的外交政策必须看它所产生的结果,还要维持一种鼓励道德利益的制度秩序。重要的是也要看“不作为”在道德上的后果。认为道德观念在今年接下来的外交政策辩论中不会发挥任何作用,这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应当承认,我们一直是在用道德推论来评判外交政策,我们应当学着做得更好。

约瑟夫·奈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软实力之父

美国总统唐纳德 · 特朗普,对相关国家的贸易和技术政策,可能是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但他的策略破坏了美国所依赖的伙伴联盟和国际制度。长期的制度成本可能会远远超过短期的投机收益。而国际合作伙伴顺应美国的意愿,不仅受到美国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等硬实力的影响,还受到其文化、价值观和合法性政策等软实力吸引因素的影响。目前,只有美国人重新认识到这一点,美国的外交政策才能再次获得成功。

约瑟夫·奈

美国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

在一代人多一点的时间里,互联网已成为经济、社会和政治互动的重要基础,并带来了巨大的收益。然而,伴随着更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脆弱性和冲突也随之而来。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发起的攻击有所增加,威胁到网络空间的稳定。从俄罗斯20年前在联合国提议签订有约束力的条约起,多年来,已有无数人呼吁制定法律和规范,以管理信息科技所造成的新国际不安全状况。全球网络空间稳定委员会提出了八项规范,将重点放在对网络稳定至关重要的技术问题上。在不断演变的政治讨论中,这些规范可以被视为共同的参考点。

约瑟夫·奈

美国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

良好的外交道德应该兼顾立体、平衡、意图、结果和手段。 在任何时候,外交政策应该得到相应的道德评判。此外,外交政策必须考虑道德后果,例如,维持并鼓励道德利益下的体制与秩序,以及一些具有新闻价值的行动,例如,帮助其他国家行为体的行为群体。重要的是要考虑,谋定的道德后动,比如哈里• s •杜鲁门总统甘愿接受朝鲜战争期间的僵持局面和美国国内的惩罚,而不是采纳麦克阿瑟使用核武器的建议。

余凯思

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汉学系教授兼副校长,2009年费正清东亚历史研究奖获得者

我们应参考习俗制度的演变与发展来考察中国的现代性,以解释中国社会过去做出的选择、以及今天面对的选择。这将揭示中国社会如何利用历史性符号和制度性资源来实现一系列当代目的,包括制度实践与目标设定。中国人至今习惯在中国自身的历史话语体系中进行思考,并以长远眼光构筑世界。根据自身历史经验,他们树立了中国在世界上应有的地位。

尼古拉斯·格沃斯德夫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经济地理学和国家安全主任

特朗普宣布从叙利亚北部撤军后,共和党议员最初的反应是批评这一决定。但是后来,当共和党选民基础的反应表明“对库尔德人的背叛”并没有引起广泛的共鸣时,讨论转向了评估什么样的行动路线对美国国家利益最有利。10月16日,国会众议院以354票对60票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谴责特朗普从叙利亚北部撤出美军的决议案。但也有60名共和党众议员投了反对票。这表明,居主导地位的叙事——美国领导人投降了——占了上风,但特朗普提出的反叙述——我们为什么要向叙利亚派兵——也具有吸引力。

郝志坚

密苏里州立大学杰出教授

现在似乎是特朗普——一位常常被说成是“交易型总统”的领导人——抛弃台湾的好机会。这意味着台北的领导层有必要做好准备(该当局好像总是无法预见到可预测的外交政策问题)。至少,它需要开始工作,制定战略,以帮助这个小型的民主政体抵消美台关系巨变产生的后果,而其中最重要的,应是以更加务实的态度对待与中国大陆的关系。

张敬伟

中国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经过中美贸易战叠加科技战的博弈,中美两国已成世界公认的“唯二”强国。在美国成为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象征的同时,也将中国拱为全球化的维护者和多边主义的引领者。因而,本次美国“前三把手”缺席东亚系列峰会和RCEP的谈判成果,凸显中美两国在亚细安和东亚地区的此涨彼伏。

詹姆斯·布拉德福德·德隆

经济史学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

一战前,人口迁移而非贸易是影响不平等和跨阶级流动的主要因素。1924年之前纽约欢迎所有来自欧洲和中东的移民,而当时的伦敦及英国自治领仅对来自北欧的新教徒敞开大门。如果十九世纪的英国能够接纳不同种族的人口,将他们转变为不列颠人、澳大利亚人或者加拿大人,这或许可以让英国在20世纪自始至终保持强大。

贝一明

韩国庆熙大学国际学院教授、亚洲研究所所长

翻译:许辉

特朗普的种种冲动决定的背后,是美国贸易政策和外交政策的深刻转变。这种转变已经严重地影响了美国与他国之间的关系,尤其令中美关系前景堪忧。应当将贸易行为与安全问题区别对待,而且贸易政策并不是白宫中少数人的玩物。美国与中国需要针对气候变化、技术飞速换代、愈演愈烈的财富集中等两国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广泛对话,以民众交流和学术会议为主导,开拓议题范围,让两国远离战争的边缘。

丹尼斯•埃特勒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学博士

翻译:许辉

极具影响力的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发表了一篇题为《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比看起来要好》的专题报告,颇为引人关注,其作者是资深外交官罗伯特•布莱克威尔。报告对特朗普大加赞誉,因为他将中国视为美国在经济、军事和文化领域的巨大威胁,且对提出应与中国开展战略性合作的历届总统提出了批评。该报告为了给特朗普针对中国采取的极端措施正名,罔顾事实,妄图混淆视听。

约瑟夫·奈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软实力之父

在美国所谓的民主制度中,对情报的信任一直是循环往复的。在冷战期间,情报官员经常被美国人视为英雄。 但在越战之后,他们就变成了恶棍。911后,美国公众重新认识到,良好的情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重要,但在伊拉克未能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就贸然动武再次引发了舆论的非议和怀疑。下一任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应该汲取的教训是显而易见的。最重要的是,应首先学会对说真话。

凯文·凯利

“网络文化”的发言人和观察者,著有《失控》《科技想要什么》《必然》

大家都知道未来令人难以置信,很多年前我在讲电脑,当时的计算机非常大,如果我说,以后计算机可以放到包里,甚至衣服上,人们会觉得我很愚蠢。但我们必须要相信那些不可能的事情,那些看起来不太可能为我们所使用的东西,将来肯定会为我们所用。我们尚处于开始的开始,处于第一天的第一个小时。我们看过去,认为过去是好的创业时机。同样,未来也是最好的时候。我们也处于最好的创业时代,因为我们还处在一个起点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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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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