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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嫄

西泽研究院研究员

本轮国际税制改革的快速推进与以下三个方面密切相关:1、通过向市场国分配更多的征税权和剩余利润,解决经济数字化带来的税收挑战;2、打击跨国企业逃税(明确了15%的全球最低税率),为各国的税收竞争划定底线;3、丰富财政资源,缓解财政赤字压力。美国税收基金会研究表明,一套结构良好并兼具中立性和竞争性的税收体系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具备优势:1、更易于纳税人遵守;2、促进一国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和投资;3、利于政府优先事项的增收;4、成为国际税收改革下的受益方。

主持:钟伟

《中国外汇》副主编

嘉宾:管清友

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

钟正生

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全球通胀大落大起。自2020年下半年起,大宗商品价格开始攀升,进入2021年更是一发不可收。人们对通胀的成因议论纷纷,将其归咎于以美元为代表的全球流动性泛滥者有之;将其归咎于产能端未能同步跟随需求端复苏者有之;将其归咎于市场炒作甚至操纵者有之。目前,煤炭、天然气等传统能源价格居高不下,黑色有色金属仍坚挺,甚至农产品等也有加入涨价行列之势。一些经济体既遭遇通胀之苦,又可能叠加经济寒冬之苦。全球通胀怎么了?何时出现通胀拐点?

方兴东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求是特聘教授

拜登政府上台后改弦更张,改变了特朗普政府的很多做法。然而,变动最小的可能就是对华科技政策。美国政府对华科技政策的本质就是不甘于在一些领域被中国超越,试图通过策动自上而下的政治力量,干预自下而上的技术与市场力量,扰乱既有的技术与市场进程。 中国应确定积极防御战略,立足自我,完善顶层设计,强化技术创新和开放战略,顺应技术演进逻辑和市场开放趋势,适应科技博弈的新常态,因势利导,解决中国科技发展长期存在的关键问题;更要立足长远,为全球科技产业基础性的公共物品作出重要贡献。

布雷默

欧亚集团主席

400年来,国家一直是全球事务的主要参与者。但随着少数大型科技公司具备了地缘政治影响力,这种情况开始变化。越来越多非国家行为者参与地缘政治,而科技公司处于主导地位。如今,那些世界大型的科技公司们事实上已经等同于国家。在政府监管部门乏力的数字空间领域,这些科技公司能迅速扩张,并获得某种形式的主权。未来十年,政府和科技公司将在虚拟和现实领域争夺主权。

陶文钊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由于全球化和技术进步带来的国际政治中权力分散化的趋势,国际政治中的权力再要像过去那样集中在一两个国家手中是不现实的,这也是美国霸权相对衰落的主要原因。但同样清楚的是,美国失去的那部分权力没有完全转交到中国手中,而是分散给了广大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新兴经济体得以参与到对国际金融和世界经济具有重要意义的决策之中。就当前的国际格局来说,除了美国还在较多方面占有相对优势外(这种优势也处在削弱之中),没有一个国家在各方面或较多方面占有优势,称得上是两极中的一极。

张帆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2020年,在升级对华信息舆论战、恶化中美关系氛围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在高技术、地缘战略和意识形态领域不断升级对华战略竞争。中国政府对此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中美战略竞争升级。特朗普政府积极部署对华科技战,全面升级在高技术领域的对华施压举措。美国加速将南海和台湾纳入其“印太战略”轨道,中美围绕南海问题和台湾问题的较量不断升级。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美在香港、新疆问题上的斗争日趋激烈。拜登入主白宫后,战略竞争将仍然是中美关系的主调。未来,中美战略竞争的形式将更加复杂多变。

徐若杰

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报告来看,中欧竞争正逐渐占据欧洲“印太战略”叙事主流,但中欧合作仍有很大空间。同时,虽然欧盟在强调战略自主的基础上构建“印太战略”,但其能力尚不足以在脱离美国的情况下独立实施如此宏大的战略。尽管如此,欧盟的战略意图、资源投入方向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其新一轮基于战略自主的对外政策调整也具有一定革新色彩。那种将欧盟视为介于中美间“中间地带”的惯性政策思维可能需要改变,要将欧盟作为一支“与美国关系密切但又逐渐独立于美国”的印太力量进行战略评估。

牛新春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美国在进行海外军事行动上反恐不行、帝国扩张不行、国家重建不行、民主输出不行、军事实力不行,那么美国在海外军事行动上到底搞什么能行?还能实现什么目标?拜登说,美国海外军事行动必须有清晰、可实现的目标,但是没有说什么目标可以实现。人们有理由怀疑,在中东败绩连连的美国海外军事行动,在印太的命运就会有所不同吗?战争在大国竞争中到底能发挥什么作用,这是个大问题,值得认真思考、辩论。毕竟,“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关培凤

为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教授

万佳

为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中印双边关系对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都具有重要影响。但与之不对称的是两国之间相互的认知,尤其是印度涉华边界舆论存在一定程度的错位、失衡和偏差。这使得莫迪上台以来,两国政治和安全方面的互信不仅难以有实质性提升,还因加勒万河谷对峙的发生而遭到重创。当前,两国仍处于中印边界西段对峙“脱离接触”的进程之中,在此时间点上,推动印度国内舆论摆正心态,正视边界问题,提倡中印友好和支持两国在全球层面的合作则显得尤为重要。

曹德军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

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背景下,恐惧情绪、阴谋论、排他性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话语在社交媒体平台极速传播,“他者”叙事致力于解构对方的领导力合法性基础,推进叙事强制与情感动员。在疫情前半段时期,特朗普政府言辞激烈,敌意叙事让中美信任螺旋下降。后疫情时代拜登新政府上台为打破叙事惯性提供机会之窗。拜登尽管依然会强调对华竞争,但是叙事风格更加理性平衡。针对拜登政府相对克制、保持“战略耐心”与有限多边主义的叙事导向,中国可以采取更多元的叙事应对方略,“小步慢走”重塑中美叙事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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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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