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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周锡瑞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

我确信关于中国社会的宽泛的一般性描述不如细致的地方化研究。中国的地理、经济、社会结构、地方文化是如此多元,不可能概括在一个简单陈述里。

吴雪梅

华中师范大学

多中心即指多个权力中心和组织体制治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服务,包括乡政、宗族、水利和市场。四个中心相互独立且自主运行,有着互不统属的清晰逻辑,呈现出多极化的态势。但是在不流动、缺乏社会分化的传统两湖乡村农耕社会中,各个中心又相互交叠,互相融通与利用,呈现出互嵌的状态,表现为价值共融、资源共享、权威共享,从事合作性的乡村社会公共活动,维持乡村社会秩序。

中农院课题组

东泰社区成立于1992年,位于东城区南部,面积3.8平方公里,现有人口5万多,其中户籍人口14800多人。东泰社区是移民聚成的社区,社区人员的流动性较强、异质性较大。在利益主体日益多元、需求日益多样的局势下,东泰社区以促进人群融合为目标,以整合组织资源为支点,撬动基层社会管理。

温都拉

中国农村研究院

青年农民作为农村社会的主力军,是农村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然而,青年农民在村庄政治参与中却处于边缘,表现出参与意识淡薄、政治参与不足、参与动力缺乏、参与效能偏弱等问题。为此,必须通过提高青年农民的政治素养,增强青年农民的权利意识,夯实青年农民的参政基础,拓宽青年农民的参政渠道等四个方面来促进青年农民的政治参与。

乔新生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领域:商法的现代化、当代经济法的发展研究、转型期制度变迁、人权保护

中国要想对美国施加压力,迫使美国总统在台湾问题上有所收敛,那么,只能在经济上做文章。换句话说,虽然中美两国贸易互利双赢,但是,如果涉及中国的切身利益,美国继续在台湾问题上胡作非为,那么,中国将不得不动用贸易武器,被迫与美国打贸易战。

谢钢

印度尼赫鲁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教授

采访:薛力

整理:徐晏卓

随着周永康下台包括中海油、中石油、中石化这些企业都在被调查。一方面他们大幅抬高了中国的油价;另一方面他们贪腐很严重。所以我认为中国的官僚机构正处于重组阶段,我想这就是为何这个提议没什么进展的原因。

乔新生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领域:商法的现代化、当代经济法的发展研究、转型期制度变迁、人权保护

中国所作所为并没有得到周边国家普遍认同,或者这样说,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外交遗产正在悄然地变成中国开展周边外交的“负资产”。中国周边国家的普通居民普遍对中国缺乏信任,他们认为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并没有给周边国家带来好处,相反地,中国为了开拓市场,试图把周边国家变成殖民地。

林坚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社会系统工程研究中心主任

智库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在当代社会,智库对公共政策决策的影响越来越大,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外交等决策的渗透越来越深,智库的社会地位也随之不断上升。一个国家的社会治理面对的问题越复杂,对智库的需求和依赖程度也就越高。为此,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成为了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助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课题。

汪雁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央国家机关政府采购中心副处长

政府集中采购作为我国政府采购的主要组织模式,在改革实践中面临着以下十对矛盾关系:规模和规范,效率和效果,服从和服务,程序和调控,价格和质量,执行和创新,协作和制约,京内和京外,目录内和目录外,货物、服务和工程。能否处理好这些关系直接影响着集中采购工作的成效和改革的进展。

陈振明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院长、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研究领域:公共管理和政治学,著有《理解公共事务》等

强调必须充分认识包括大数据和云计算在内的信息通信技术与人工智能在推动国家治理或政府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高度重视国家治理或政府治理变革的技术基础的研究。

闵学勤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研究领域:人力资源管理、城市社会学、社会及心理统计,著有《感知与意象——城市理念与形象研究》等

集精英式和全员式、线上和线下等多种模式为一体的联合协商,习得多元、包容和反思的治理理念,从单向度的平面协商走向多向度的立体协商,其在理念和技术上的跨越,正在帮助基层开启协商治理的范式变革。若城市基层保持联合协商的惯性,倾听各阶层声音,平衡各阶层利益,在提升基层百姓福祉的同时也将给世界一个中国式的协商治理典范。

孟卧杰

江苏警官学院法律系副教授,研究领域:宪法学

我国网络社会治理需要三个有效结合,即政府管理与社会自律结合、立法防控与技术防控结合、国内治理与国际合作结合。要实现政府监管与社会自律有效结合,政府必须转变网络社会管理理念,明确网络社会治理主体的责任边界,提升对网络社会的治理能力,推动公民有序参与网络社会治理。

文汇报

中国正处于政府监 管职能改革的攻坚期,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重要作用就是要将政府规制之手拉回到合理的限度内。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一定程度上地厘清了反垄断机构的权限,赋予反 垄断机构对行政机构进行有效约束的实权,某种意义上它是一项“落实”的措施。鼓励竞争、保护消费者的选择权,是中国规制模式最基本的宗旨和原则。

秦德君

东华大学人文学院公共管理系教授、中国公共问题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应当看到,权力“入单”与入单的权力如何运行, 是两回事。没有相应的法律规制,一纸清单是靠不住的。要看到,权力清单总体上仍属于政府“自律”、“自我革命”范畴。要实现公权力的规范运行和有效制约, 根本上要靠加快行政体制和领导制度的改革。这才是实现清廉政治和公权力规范运行的治本之道。

谷志军

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专职研究员、管理学院讲师,研究领域:权力制约监督与廉政治理、地方政府创新与地方治理等

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中的“终身”,实际上是责任的追责时效问题,要实现对重大行政决策的终身责任追究,关键就在于如何理解终身追责。从性质上将重大行政决策责任分为政治责任、行政责任、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四类。政治责任、行政责任和道德责任适用于终身追责,而法律责任的追究则要遵守法律的相关规定。应该建立对重大行政决策责任的分类追究制度,以避免陷入“多责任混乱”而难以有效追责的情况。

李武忠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国民党的施政多年来偏重企业和财团,忽略农民权益,在经贸谈判中老是拿农业当交换筹码,让农民有朝不保夕之感,这才会让中南部农村成为民进党的大票仓。马政府施政虽然在两岸交流、观光旅游、贸易上有所进展,但是所创造出的两岸红利却被批评为少数财团、官二代、买办等垄断,一般民众特别是农民并未享受到好处,反而导致过度倾陆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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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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