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李志明
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
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几十年的发展，德国逐渐建立和完善了高水平的职业教育体系，并使之成为德国经济发展的“秘密武器”。其中，双元制职业教育制度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职业教育模式。
CF40研究部
与会专家认为银行信贷出表业务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融资需求的扩张和金融监管体制的不适应，并指出信贷出表的无序发展对信用债券市场产生了挤压效应。政策建议方面，与会专家表示，首先应推进资产证券化等正规表外业务的发展，其次应加快构建适应金融综合经营的监管框架，改变目前金融监管各自为政的局面。
陆铭
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发展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高、低技能劳动者之间功能的互补，在极大的促进城市经济效率的同时，高低技能劳动者却会越发分化。中国的大城市并不是不需要低技能劳动力，而只是实施了更为严格的落户政策，一个城市的落户难度越高，而这产生了一系列损害城市发展的后果。
左楠
破土网创办者之一
我们教育资源的获得就是带着不公平、带着他们的血和泪的，分给他们一些又怎么样?如果有一天，我能和张阿姨的儿子一起，琢磨某个机械机床的维修技术，他能够有好的职业教育，我能有我自己的自由选择，而且舆论给了我们同样的尊重、工厂给了我们同样的工资待遇、社会给了我们同样的资源供给，那有多好。
刘志强
广州大学人权研究院法学教授
目前中国政府提出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权事业发展道路，也尝试构建中国政府人权话语体系。这个认识，也逐渐与国际大多数国家的理念趋于接近，但差异有时影响共识。
宋德星
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国家战略研究中心教授
东亚地缘战略大角逐主要存在三种前景：一是大战略促进者主导下的“复杂均势”体系，二是兼具集体安全和大国协调色彩的包容性区域安全机制安排，三是基于地区意识和大国责任之上的东亚共同体建设。无论趋向何种前景，未来的东亚地缘格局最终均取决于东亚国际大时势的发展、有关国家国内政治生态的嬗变以及国家大战略的牵引作用。
黄大慧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研究领域:东亚国际关系、日本问题、中国外交等,著有《日本对华政策与国内政治:中日复交政治过程分析》等
赵罗希
中国人民大学东亚研究中心
战后美国主导对日媾和，通过《旧金山和约》获得冲绳等岛屿的托管权，但同时给予日本对这些领土的“剩余主权”。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把纺织品贸易谈判和归还冲绳谈判相关联，同日本达成《归还冲绳协定》，换来日本在贸易问题上的妥协。归还冲绳期间美日私相授受钓鱼岛，将钓鱼岛连同冲绳一并归还日本，但在中方抗议压力下美国表示对钓鱼岛主权持“中立”态度。
黄永富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际合作中心学术委员会秘书长、研究员
奥巴马政府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策略是主张以市场为基础的自下而上的灵活机制；要求发展中国家共同承担减排任务；将气候问题与经济发展和能源安全结合起来；依靠新能源和低碳经济来提升美国经济竞争力和国际地位，以维护美国的领导地位和经济利益。
刘瑜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
“补偿性正义”的原则，需要一个巨大的国家机器来整理、裁判历史和现实无限的复杂性，而这种裁判权一旦被权力机器劫持，问题就不仅仅是如何抵达正义，还有这架机器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了。
何哲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副研究员、国家战略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领域:网络社会治理、行政体制改革、国家发展战略、经济与制造业服务化等,著有《中国制造业服务化—概念、理论、路径及其社会影响》等
在中国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的同时，迫切需要对支撑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公共管理理论逻辑有所总结和归纳，才能够一方面对已经取得的社会经济进步进行有效解释；另一方面也才能够更好的发展和完善这一体系，并与世界其他公共管理体系进行对话，获取承认、尊重并贡献于整个人类社会。
严泉
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研究领域:政治史、中国政治、中外政治制度,著有《失败的遗产:中华首届国会制宪,1913-1923》等
《瞭望新闻周刊》第50期刊文披露落马的黑龙江省高官“高票”当选的过程。很难想象省级干部的选举，在腐败官员的操纵之下，竟然沦落到连小学生选举班长都不如的地步。而“民主监督”之所以不敌“权力监督”，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是选举中的投票程序却凸显至关重要的制度性缺陷。
周立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研究领域:金融发展与农村金融、农村现代化、中国国情分析、期货与衍生市场
我们需要认识让生存逻辑和生命逻辑，服从于商业逻辑和政治逻辑的转基因利益结构，认识其可能导致人类生存危机等系统性风险，旗帜鲜明地反对转基因育种和产业化推广，同时重点发展和推广常规育种，强化农田水利建设，采用更为安全可行的措施，以阻止人类在转基因领域的自杀式竞争。
朱启臻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研究领域:“三农”问题,著有《留住美丽乡村——乡村存在的价值》等
对中国的乡村社会而言，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等像一张无所不包的大网一样，将广大村落的乡土根基慢慢拔出，并用各种冠以现代性的要素以替代之。农业的凋敝、农业人口的大量外流以及由此而生的乡村的衰落似乎都在宣告着乡土社会的分崩离析。
安志文
时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
我国改革开放决策的大背景，有三条很重要，这就是认真反思历史的教训，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注意学习和借鉴国外的经验。
上官酒瑞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
级差政治信任是中国变动社会中政治信任结构最典型的特质，体现在人群分布、地域布局等方面，具有坚韧性和稳定性。级差政治信任形成的根源主要包括传统政治文化浸润中民众的清官情节、压力型体制下的政治形象塑造差异、权能结构配置中的政治接触差异和政治传播中的资源占有差异。
陶文昭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教研室主任,研究领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与政府、当代政治思潮等,著有《信息时代的资本主义研究》等
民粹有“三仇”，即仇官、仇富、仇专家。民粹有“两求”，即求民生、求民权。民粹有“两过”，即过均、过急。对于民粹思潮，国家治理要泰然处之，有效抑制。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