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罗淳
云南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
陈瑛
云南大学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
站在这种分合变局的历史关口，促进中国城乡一体化发展，就不能止步于拆除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藩篱，还需要打破长期以来“城乡分治”导致的阶层流动固化僵局，坚持非农化引领城镇化发展的政策取向，赋予农业转移人口更多的发展机会与更强的致富能力，才有助于抑制分化、导向融合，促成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早日到来。
查晓刚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人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中美经贸关系、美国外交政策
鲁传颖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美洲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网络安全与网络空间治理研究
作为世界著名的国际政治理论家约瑟夫•奈，在网络空间治理研究方面也同样影响深远。他最近构建的网络空间治理机制复合体理论便是国际政治学者对网络空间治理研究所做的最重要的一项贡献，也是运用制度自由主义理论分析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一次尝试。
潘维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制度决定论”在当今很流行,那么是有好制度就有好结果,还是在同样制度下有好政策就有好结果?改制从来不是西方发达国家的追求,而是冷战后西方对欠发达国家的强硬诉求。我认为政策比制度重要得多。
张炜
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人口处
目前社会各界对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仍未完全达成共识，有些人把控制人口规模理解为以房控人、以业控人、以证（居住证）控人，抑或将特大城市的这些做法视为针对外来人口的“排斥”，这是对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这一决策部署理解和认识的简单片面化。
彭念
香港浸会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系博士研究生
民盟执政后，缅美关系看似进入快速发展轨道，实际上一系列棘手问题已逐渐浮出水面。双方对这些棘手问题的应对将决定未来两国关系的发展态势。在总体向前发展的大趋势下，美缅关系已经进入深水区。这需要双方相互理解，并妥善应对。
李强
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社会科学学院院长,研究领域:社会分层与流动、贫困问题、收入分配问题,著有《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等
我们必须对于在13.7亿人口的社会里，建立福利保障体制，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困难想得多一些。还应该意识到，我们建设的保障体系，也还会有地区的差异。
杨江华
西安交通大学社会学系、实证社会科学研究所讲师
“一个工作目标”，即满足和提升社区民生质量。以民生为工作出发点是体现社区工作从“管”到“治”的思维转变，社区工作事务的理念不再是维稳思维下的管控或者体现自上而下需要的管理，而是通过确立服务思维意识，将民生和民意切实作为社区工作的着眼点和落脚点，从而达到共治、良治的社区建设愿景。
尹继武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公共外交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要实现中国自身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倡导的规范理念更多被外部世界所接受，首先就必须从政治关系原则理念的塑造向更多细致的实践性规范理念的塑造转变；而在第二个过程中，需要注意规避文化和政治的约束，将基于人性和个体福祉的价值理念作为最为核心的价值目标诉求。这种实践逻辑进而会增强中国在非传统安全治理中的国家和政治安全，而不是相反。
肖河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对于中国来说，也应当明白越南之所以能够在大国和周边外交中看起来“长袖善舞”，绝非是因为其外交政策的巧妙和自身力量的强大，相反只不过是利用了当前的国际格局和气氛。从这一角度而言，是中国而非越南处于实质上的主动地位。只有认识到了这一点，中国才能对越南的“南海问题国际化”外交做出长期妥善的应对。
钱洁
江苏警官学院公安管理系
人的安全诉求本身存在内在的多重价值冲突，这些价值冲突的存在是公共安全产品日益复杂的重要原因。除公共物品的共性之外，作为公共物品的社会公共安全还有抽象性、预见性和动态性等特征。
钟君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内蒙古自治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关键就是用中国理论解决中国问题，有效提升哲学社会科学界面对“中国奇迹”和“成长烦恼”解释现象、总结经验的能力和解决问题、构建体系的能力，为谱写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新篇章提供学理支撑。
姜庆志
华中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伴随着我国社会治理中合作实践的深入，合作失灵的现象日益频发，加剧了社会治理体制现代化的难度和风险，不利于社会共治的实现。合作失灵具有复杂的生成逻辑，基于合作三要素框架诊断发现的主要诱因有：合作环境中公共事务的叠加与社会信任的缺失、合作主体有限理性的桎梏与治理能力的失衡、合作网络的规则缺失与内在价值困境。
刘尚希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著有《收入分配循环论》、《中国公共政策的热点与难点》等
如何把适合中央来做的事情交给中央来做，适合地方决策的事下放给地方来决策，这是治理结构改革的内容。当前简政放权主要是针对决策权，推动适合于地方的中央决策权下移。用国家层面治理和地方层面治理的两级治理框架来考虑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事权划分，是结构性改革必须考虑的核心问题之一。
马苹
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政治系
由于起步较晚尤其是体制机制原因，我国高等教育评估工作存在着评估主体单一、评估标准统一、评估结果低效等问题。应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将高等教育评价的普遍性规律与我国高等教育的现状有机结合起来，建立适合国情、具有特色的以自我评价为基础、第三方评价为核心的多元化高等教育评价体系。
邢悦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副教授,研究领域:国际关系理论、文化与国际关系、美国政治与外交、中美关系、中国对外政策,著有《文化如何影响对外政策?以美国为个案的研究》等
崛起国如何获得国际支持？邢悦认为要符合三点要求。1.崛起国的行为具有合法性，尤其是崛起国权力的获取和运用要符合国际法、国际规则。2、崛起国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用以维护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国际安全。3、崛起国在国际社会倡导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符合国际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我国金融监管架构重构研究”课题组
当前我国向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将对金融监管提出严峻挑战。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政府将逐步退出对经济领域的直接控制，放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意味着要发展按照良好商业原则运转的、充满活力而鼓励创新的金融体系，同时必须显著加强金融监管以有效防范、控制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我国当前以合规为主、以行政管制为基础的金融监管框架需要与时俱进加以改革，着力克服妨碍金融监管效率提升的各种障碍。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