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田孟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农村社会学、乡村治理
项目投资体制存在严重弊端是导致村卫生室项目进展遇到问题的根本原因；村级医疗卫生事业的普遍性困境是导致村卫生室建成后难以得到高效利用的深层原因，当前我国村级医疗卫生事业面临的危机是一种总体性危机。因此，必须改革现行的项目投资体制；相应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务必要结合农村的实际情况，考虑区域的发展差异，结合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现实，以农民的实际需要为导向，绝不能搞城乡一刀切，更不能拍脑袋决策。
王灵桂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研究领域:新疆问题、伊斯兰问题、中东问题、国家安全战略问题
对仲裁结果，中国政府已经公布了“四不”原则，无论结果如何，我们都将一以贯之地应对，同时仲裁结果不可能也无法改变如下一些基本事实。
张雪霖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生,研究方向:基层治理
项目进村中的“最后一公里”主要是指钉子户治理困境。综合全国多地调查经验，从实践中提炼出行政治理和社会治理两种钉子户治理机制。在由行政主导的“行政治理”走向村社主导的“社会治理”模式下，还应当恢复村社集体的土地调整权作为配套的制度装置。这使得村社具有相对自主的政治空间，从而能真正成为国家与农民之间进行利益整合和再分配的中间结构，达致符合社会正义原则的分配型民主治理秩序，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题中之义。
斯图尔特·帕特里克
美国外交学会高级研究员、国际机构与全球治理课题组主任
翻译:尹宏毅
新华社《参考消息》副译审、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员
“世界秩序”表示可预测性或有章可循的规律性的一种基准水平。这使得国家间关系超越了所有国家之间的战争范畴，尽管存在着独立的主权国家组成的体系的内在结构的无政府状态。更具有实质性的是，这意味着就国家行为（带有一定的自我克制）的基本原则和标准达成一致。
黄仲山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文艺学、美学理论与文化理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以借助网络向全社会传播，使人们通过更为便捷和新颖的方式领略中华文化的永恒魅力。利用网络媒介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李齐
山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陈慧
山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延迟退休带来的劳动力市场风险的系统性和变动性，决定了应对风险的策略不仅要考虑延迟退休政策本身的完善，还要考虑劳动力市场政策的配套改革。因此，在中央政府确定出台渐进延迟退休政策的情况下，应当全面评估劳动力市场的风险，并分析应对策略。
孟立联
四川省成都市计生委研究室调研员、西南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经济研究中心人口研究所兼职教授,研究领域:中国政党制度与国家治理、人口城镇化,著有《以党的建设科学化为中心推进政治改革》等
消除“中梗阻”，既要求在解决部门外部职能交叉、职责重叠等问题，也要求同时解决部门内的职能交叉、职责重叠等问题。如果说外部职能交叉、职责重叠靠大部制解决的话，内部职能交叉、重叠问题的解决则要依靠大机构制。实行部门内的大机构制，将有利于巩固政府职能转变的成果，防治被取消了的行政审批“反弹”。
杨敏
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研究领域:理论社会学及其应用、社会建设、社区建设等研究
“国家―社会”互构关系是社会互构论的一个重要内容。近年来，这一研究延伸到了国家治理与基层治理的领域。在国家治理过程中，理念构想、实践方略、技术手段是相依不离的三个方面。任何历史阶段上治理的理想状态和价值取向与制度设计和实际操作所能达到的水准与效果，最终还取决于治理技术和手段。
孙文凯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国家战略与发展研究院研究员,研究领域:劳动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中国经济
现行户籍改革的两个关键问题：一是严格限制大城市户籍改革力度而放宽中小城市落户，这些关键内容与以往并无本质差别，是1998年之后就确定的发展战略，但却未必正确。二是制定和执行各项政策细节依然完全依赖地方政府，缺乏中央统筹，这对地区间劳动力流动不利。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研究领域: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国家转型和社会正义、技术变革与政治转型、中国政治,著有《未竟的变革》等
莫道明
黄精洋
智库在公共政策中所肩负的角色是特定的政治制度的产物。通过比较西方政治外部多元主义和中国政治内部多元主义制度，我们可以明确，中国未来智库建设之路不能完全跟随西方（尤其是美国）的道路。
赵衡
财新网“村夫日记”专栏作家,主要将视角投射在医疗投资这一资本市场的新热点,记录医疗产业投资的大变局
结合当前医改方向，现在的医院尤其是大医院需要对自身的角色进行再定位，及早转型以满足政策和市场的需求，从而在未来的市场占据主动地位并获得竞争优势。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研究领域: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国家转型和社会正义、技术变革与政治转型、中国政治,著有《未竟的变革》等
如果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会减少国家间冲突的可能性，那么亚洲国家间的经济依赖程度远不足以避免它们之间的战争。亚洲国家间经济相互依赖网络远远落后于其他地区，并且相互依赖程度在各国间极不平衡。亚洲国家间的经济依赖程度不及亚洲国家与非亚洲国家之间的高，并且亚洲国家间缺少贸易透明度，不存在制度化的机构来解决它们间的贸易纠纷。
梁建章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财新网“人口与经济”专栏作家,研究领域:创新、创业和劳动力市场,著有《中国人太多了吗?》等
黄文政
人口与未来网站联合创始人
上海城市规划目标显示：上海至2040年人口调控目标为2500万人左右。我们认为，这一调控目标完全脱离实际，不利于上海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继续严控大城市规模，将再一次浪费中国最大的优势――人口优势，使得大城市变得昂贵、拥堵和封闭。
陈兵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巴西虽是西方认可的民主国家，与许多发展中国家条件并不相同，但病症齐全的巴西及劳工党亦足以成为发展中国家及其执政党之“鉴”：任何国家的执政党都不可能仅仅依靠经济发展就一劳永逸地取得长期执政的合法性。
徐健
北京大学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普鲁士行政制度的现代化研究”负责人,研究领域:欧洲历史、德国历史,著有《近代普鲁士官僚制度研究》等
德国历史学家莱因哈特•柯塞勒克曾提出“鞍型期”理论，正是在“鞍型期”，普鲁士从欧洲三流国家跻身一流国家。它的成功转型应当归结于国家构建的有效性以及政府卓越的行政治理能力。在欧洲，近代普鲁士具有“强国家”的政治形象。
杨光斌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教授、比较政治制度研究所所长,研究领域:研究领域为政治学理论、当代中国政治、比较政治、中国国内政治经济与对外关系,著有《中国经济转型中的国家权力》等
近代民主的“元形式”即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及其关系、以及作为民主形式变种的民族主义民主、伊斯兰主义民主和民粹主义民主与元形式民主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一部冲突性的世界政治图景，影响着世界秩序的走向。公元2016年的民主乱局，只不过是世界民主政治逻辑的一种结构性结果。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