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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肖存良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统战理论研究基地研究员,研究领域:民主政治、政党政治、人民政协

政治回应就是执政党和政府对公民需求反应和满足的过程与结果。政治回应比竞争性选举更重要。强大的政治回应是中国共产党高政治支持率和推动人际信任的关键。对于中国民主政治建设而言,关键在于增强党和政府的政治回应,而不在于发展竞争性选举,这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

孙力

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教授、国务院特殊津贴和军队专业技术一等岗位津贴获得者、国防大学马列所特邀研究员,研究领域:政治学理论、科学社会主义、人权等,著有《政治的透视》等

人民代表大会是按照一院制设计的,但在它的发展进程中,又逐步地融入了两院制的一些优势和特色,创造了独特的“两会制度”,大大提升了这一制度的表达和整合能力。中国人大制度另一个鲜明特色,就是把代议民主与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结合起来。

化国宇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讲师,著有《国际人权事业的中国贡献:张彭春与<世界人权宣言>》等

近年法国等国连续发生的暴力恐怖袭击事件直指其反恐法律体系存在的漏洞,表明了反恐法律体系的细化和完善对于反恐工作具有极端重要性。这也给我国当前的反恐工作带来警示:应把反恐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尽快补齐反恐法律体系的短板。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调研组

蕉岭县的协商议事会是“一事一议”后又一次议事制度的重大创新,它突出规则程序的重要性,注重议事过程中的协商共治,体现了未来基层治理的发展方向。

周浩

德国商业银行亚洲高级经济学家

谁都知道,解决目前的全球经济发展困境,必须要实施大规模的结构性改革,但过去一段时间的经验表明,结构性改革中如何掺杂过多的“逆周期性政策”,似乎难以达到合意的效果。具体而言,现代货币和财政政策,强调“逆周期性调整”,即通过大规模的刺激政策和货币政策宽松来减轻经济下滑的痛苦,但从目前的状况来看,过度的“逆周期”,导致了结构性改革的走形。

张立伟

资深媒体人,经济观察人士

混乱的决策体系、消极的官僚系统、传统的干预手段、藐视调控的资本,显示出地产政策失效与市场失控的迹象。

任剑涛

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研究领域:政治哲学、西方政治思想史、中国政治以及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研究,著有《从自在到自觉——中国国民性研究》等

在今天中国重现复兴曙光之际,我们却没有理由忘记自己的衰败史。因此,极为审慎和理性地看待自己民族的历史处境与现实遭遇,并从别的民族那里汲取兴衰的经验教训,是我们民族的必修功课:中华民族的强烈爱国心、强烈民族认同感、强烈文化自豪感,不应成为过于强大的排斥力,这样才有希望兼取众家之长,成就古老民族复兴之业。

张绘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教科文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在取消211、985高校后,在新的“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之时,切不可走以前的老路,以部门指导和行政划分各层次大学和学科等级,固化已有的办学格局,而应该在科学推动高等教育人、财、物等资源配置的体制机制改革的基础上,在高等教育有效竞争和合理发展之间找到平衡。

贺宇昊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助理

聂日明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政策、公共政策、转型经济学及政治转型

限购令以来,各地方政府以户籍作为主要筛选工具,对户籍与非户籍人口区别对待,户籍重回到社会管理的中心位置。车牌登记等领域也开始引入户籍、居住证作为前置条件。这恐怕不是个好现象:户籍这一身份导致的权利和享受公共服务的差异,正在撕裂大城市。这值得我们警惕。

廖茂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研究员

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是英国雾霾最为严重的时期,英国伦敦每年平均有30~50天处于重度雾霾天气,被称为“雾都”。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交通污染取代工业污染成为伦敦空气质量的首要威胁。英国在治理雾霾的几十年中积累了丰富经验,为中国治理雾霾提供了诸多有益启示。

张凤安

无界新闻高级管理人

商业战略思想需要新启蒙,定位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套全新的商业知识体系与经验体系,并且区别于麦肯锡等管理咨询公司的以标杆法为核心的运营效益。

夏杰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生院

徐金海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生院

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已经成为党和政府重要的既定目标与任务,既是撬动户籍改革、财税改革、教育改革和营造公平竞争环境的基础性条件,也是打破劳动力市场分割格局、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缩小地区间经济社会发展差距和维护基础养老金安全的重要保障。如何借鉴国际经验,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的政策措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刘奇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中国农经学会副会长,中国农村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首席专家,著有《三农问策--走出制度困局》、《和谐社会与三农中国》等

更重要的是,乡村旅游通过“人”的发展,解决了“口”的问题。在乡村旅游发展中,农民为了营造游客洁净、健康、卫生的旅游环境,养成了“黎明即起、洒扫庭除”的传统文明卫生习惯,并且在从事乡村旅游中无论是经营管理、接待服务、产品加工,农民都获得了必要的技能培训和职业以及市场经验,这些不断提高的自身素质和人力资本,不仅可以有效遏制当代农民的贫困,更能从源头上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使当地农民子子孙孙、世世代代彻底远离贫困的循环怪圈。

梅新育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不能把“反全球化”当作前所未有的挑战而过分紧张,因为“反全球化”与“全球化”本来就是如影随形,一直就有,在可预见的未来也将长期存在。

赵汀阳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没有理由批评一神教本身,也没有理由批评普遍主义,问题仅仅出在一神教和普遍主义合二为一。只要一神教和普遍主义两者合一,就构成了导致文明冲突的危险条件。天下理念是一种兼容普遍主义,它的普遍性并不落实在某种价值观的推广上,而落实在所有种类价值观之间建构兼容共在关系。

英国《金融时报》

克林顿基金会无需关闭。但只要克林顿家族拥有政治雄心,它就必须断开与那些影响力和动机可能混杂不清的捐赠者的关联。这需要对该基金会的治理进行彻底改革。克林顿是基金会背后的动力,而且为之付出了大把的时间。但如今,克林顿及其家人应该从基金会的董事会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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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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