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上出现一些暴戾行为和群体性事件，折射出价值认知、价值认同上的冲突，简称价值冲突。怎样理解当代中国社会中的价值冲突现象？在何处寻求价值冲突的化解之法和应对之道？

十多年前我就用“皇权不下县”来简单归纳这种上下层不同的治理结构，现在看来，乡土社会的社区自治，乃是人均治理费用最低的制度体系。相对而言，西方人在城市建立的现代化代议制民主和条块分割的法制框架的治理体系，则是人类历史上成本最高、从来没有在发展中人口大国有效运作过的制度体系。与其好高骛远奢谈西方中心主义经典而言不及义，不如脚踏实地多研究些本土问题。

雷洋事件最大的教训是：这么严重的案件，居然始终由基层官僚机构自己处理，上级政法机关一直不出面。结果是涉案警察、地方公安部门等以各种方式掩饰过错、推诿责任，越来越难以自圆其说，造成非常大的负面效应。

教育不应该只是锦上添花的事情，而首先应该做到的是雪中送炭。对于贫困地区的贫困人群而言，惟有教育才可能激发出其自身的潜力，并产生改变命运的长效作用。

以前学者把政治制度与政治思想看作是对立的两极,导致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的研究相互隔离。但实际上两者并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相互作用。政治制度构建一个环境,对人们的政治思维进行限定,而学者和决策者的政治思想影响和推动政治制度的发展。同时,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也有相互重叠的区域,即政治制度中的思想。政治制度思想理论的提出,为判定政治制度的合理性提供依据,认清决策者和思想家的真实意图,同时为政治思想史的编写提供新的视角,也为中国现有的制度建设提供新的思路。

1991年，冯契先生是在处境不是最好的情况下，经过冷静思考后提出“社会价值导向”的。冯契先生是20世纪中国的康德，他是在不能“走万里路”的情况下超越时空，凭着他“读万卷书”的非凡的思维能力，提出“大众导向”的。他是在“大众导向”的实践“成功中有挫折”的历史背景下提出来的，因此冯先生这一高见既有鲜明的现实意义，又有长远的历史价值。

综合各方面的情况来看，我认为当前的形势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一句话是经济向好的因素在增多，企稳回升的迹象更加显著；另一句话是经济增长的新动能还不够强大，企稳的基础还需要进一步巩固。下一步的关键是要在保持经济基本稳定、民生继续改善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之下，着力推进改革。

我们需要改变网络领域的单边主义现状。世界的事要大家商量着办。中国人主张协商民主，在国内国外都提倡协商民主。协商民主模式是中国迅速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世界网络空间的治理需要协商民主才能真正做好，因为它涉及到各方利益的调整。我那天对英国朋友也说过，像英国是否脱欧这样的事，如果借鉴中国的协商民主模式，效果会好得多。

菲永虽然以激进的竞选纲领赢得党内初选，但即使他赢得总统大选，却仍然无法挽救法国。这并非菲永能力如何，也不是他没有改革的决心。而是制度使然。

“一带一路”倡议能否顺利实施，不仅需要沿线国家的积极响应，也离不开域外国家，尤其是域外关键大国的理解和支持。作为塑造中国周边环境最为重要的外部因素之一，美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和反应无疑至关重要。作者通过对美国媒体、学界、智库等的考察发现，美国国内虽然也不乏一些理性、客观的声音，但是总体上对中国的意图存在较大疑虑，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拓展国际影响力的战略工具，将为中美之间带来广泛的竞争，并会威胁到美国在欧亚大陆的利益和领导地位。美国官方则对“一带一路”倡议采取了选择性回应：一方面，从整体上对该倡议进行“冷处理”，官员较少公开提及甚至有意淡化其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在需要借助于中国的特定领域，则表达了谨慎的欢迎与合作态度。基于美国的认知与反应，作者提出了一些中国的策略选项，包括扭转“观念市场”，引导美方树立“我们的事业”意识；从最易处着手，打造吸引美国合作的示范工程；争取与美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对接，避免双方恶性竞争；妥善处理好周边海洋争端，防止相关国家加速倒向美国；坚持市场机制主导地位，为美国等域外国家企业创造平等参与机会；注重与美国主导的国际机构合作，化解多边阻力和政治风险。

当前，户籍制度赖以存在的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已经不复存在，建立在户籍制度基础上的城乡二元体制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在中国城乡一体化建设过程中，必须不断推进户籍制度改革，逐步实现公民的平等权利，取消一切附加在户籍制度上的其它功能和公民之间的歧视性制度，切实提高政府的公共服务水平，取消基于户籍制度的限制人口流动的措施，使公民获得迁徙自由的权利。

中国可以尝试和特朗普建立起朋友式的互动关系，不要一开始就滑落到特朗普二元逻辑下的敌对阵营里。

信用体系建立起始阶段，受惠最大的是城市中产人群，按照无间道里的台词，这个阶层“底子最干净”。

倘若共和党强硬派把以前提倡过但没有被采纳的对华政策建议，重新包装提供给特朗普，他会不动心吗？

中国个人所得税不及国内生产总值的1.5%，这表明，中国在通过财政政策缩小收入差距上仍有很大的空间。

正在现代通信物流技术的影响下,物质生产的全球化程度进一步深化,这种变化也伴随着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其经济规模的迅速扩大。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代表,"金砖国家"以市场汇率计算的GDP占全球GDP的比重已从2008年的15%上升为2014年的22%左右。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预测,2015年该比重将上升至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