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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李亚男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宗教在土耳其这样一个伊斯兰历史传统悠久的社会中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过去数十年高压的世俗主义充当了阻止其爆发能量的锁链作用。如今埃尔多安打开了锁链,且不论其初衷是“伊斯兰化”还是多元化,是出于意识形态冲动还是政治斗争的需要,未来事态发展恐怕都很难再受其掌控。

黄靖洋

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博士候选人、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访问研究员

邬璇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系

江妈妈的遭遇给人一种深深的无力和绝望感。事件的悲剧性在于,在当前社会背景下,似乎不可能发生任何有建设性的行动避免事情最终不演变成现在这种令人揪心与悲伤的状况:凶手游离于公共视野之外,案件的两个受害方持续撕裂,局外人被强势的舆论领袖操纵着讨论的方向,陷入无意义的争吵。

杨再平

凤凰财经研究院学术委员、高级研究员,亚洲金融合作协会秘书长

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是金融的宗旨。金融要把为实体经济服务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全面提升服务效率和水平,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和实体经济多样化的金融需求。是为回归本源。但同时也要讲清楚说明白:金融须回归本性,即回归其本质属性。

贾海薇

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当大众、当社会对于“成功”的理解更加理性、更加全面,当教育机制设计更加注重起始之初心与终极之目的,弥漫在教育领域的焦虑症症状必将逐步减轻,直至全面治愈。

贺军

安邦集团研究合伙人、高级研究员,主要从事宏观经济、公共政策以及能源产业的研究和咨询。

通过各种手段来寻求发展与环保的内在一致性,更符合未来的发展所需要,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内在精神所在。以绿色国债为代表的绿色金融,是现代经济中可以采取的积极手段,它通过面向绿色的金融政策,以金融资源的配置来引导绿色发展。安邦咨询(ANBOUND)建议在中国发行“绿色国债”,是绿色金融思路下的一个创新之举,它能够预先集聚一批特定目的的财政资源,来引导更多的社会资源来投入符合绿色目标的经济发展。

孟宪生

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就业与和谐社会建设,著有《吉林省就业问题扩展对策研究》等

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要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政策,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毋庸置疑,无论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都需要更高质量和更充分的就业作支撑和保障。

芮明杰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十九大报告提到“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作为一个后起的发展中国家、一个工业化尚未完全结束的国家,却已经面临着新一轮工业革命,此时不光是要发展世界先进制造业群来引领现行产业体系与产业的转型发展,而是如何采取跨越式发展使我国真正从工业大国转变为工业强国。

李杰

西南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四川省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副会长,研究领域:政治经济学、政府经济学,著有《投资结构论》等

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客观实际,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深刻阐明了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意义、根本要求和重大举措。这一系列经济建设的新理念和新战略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必须全面把握和深入贯彻,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

洪大用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教授,研究领域:社会发展与社会政策,著有《社会变迁与环境问题》等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一个全新的提法,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再概括、本质的再认识和理论的再发展,具有极为深刻丰富的内涵。

刘成斌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副教授,研究领域:社会研究方法、人口社会学、发展社会学,著有《替补迁移型城市的数量及其结构性特征》等

自2015年全面两孩政策出台后,中国人口结构特征问题成为政府、学界甚至普通百姓关注的热门话题。全面两孩政策的出台,旨在促进中国人口规模与结构均衡性发展。但这种均衡的宗旨能否实现的关键在于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与家庭的生育决策过程。与此同时,能否提供合理、有效的相关经济与社会政策的配套支持,也将极大影响二胎的生育情况。

梅新育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清华大学客座研究员,研究领域:国际贸易、国际经济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著有《国际游资与国际金融体系》等

潜在金融风险及其化解是当前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与管理的重大问题之一,而作为多年来全世界数一数二的外贸大国和快速成长的新兴对外直接投资大国,作为2016年世界第二对外直接投资大国,作为全世界贸易依存度数一数二的经济大国,当前中国的潜在金融风险并不仅仅局限于国内市场上此前几年的债务快速积累,同样也在于境外金融风险的积累与传导。

黄宗智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历史系教授,研究领域:明清以来社会史、经济史和法律史,著有《法律、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等

改革中的地方政府,在一个分权并允许创新与竞争的制度下,而同时又是中央集权的干部审核-委任和以GDP 增长为主要目标的制度之下,乃是推动改革经济发展的关键动力。而他们"招商引资"的成功"秘诀"主要是农民的廉价劳动力,凭借无顾劳动法规和福利以及环境保护来压低其价格的劳动力。这个体系既是改革的经济发展的根源,也是其社会和环境危机的根源。

张忠军

中央党校进修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迫切需要干部积极作为、勇于担当,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坚强保证。当前干部不愿担当、不善担当、不敢担当,既有自身原因,也有制度环境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客观原因。推动形成勇于干事创业的良好局面,这是涉及干部教育培训、完善体制机制制度、营造社会环境等诸多方面的系统工程,需要从八个方面综合施策。

谭九生

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任蓉

中共衡阳市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室;

大数据技术的应用有利于实现乡村善治:一元主管转向多元共治、经验决策转向数据决策、被动处置转向主动预测、精细管理转向精准服务。然而,在大数据嵌入乡村治理过程中,尚存在着过程性与根源性等阻滞因素。为了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必须创新大数据嵌入乡村治理的路径,包括构建多元共治的大数据系统和大数据嵌入乡村治理的保障体系两大方面。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中国营商环境的若干问题与改善政策研究”课题组

执笔:马晓白 龙海波

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2017年全球营商环境报告》(简称《报告》),我国的营商环境国际排名虽有显著提升,但仍存在较大改进空间。建议针对《报告》指标,提出全面的地方营商环境改革计划。在开办企业领域,创新线上线下服务方式,推行“互联网+”政务服务。在办理建筑施工许可领域,推广各地创新的先进经验,提升审批效率,简流程缩时间,循序渐进提升建筑质量控制指数。

魏建国

曾任商务部副部长,现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兼常务副主任

中国现在的投资环境、营商环境,客户反应较之前都有进步,现在在华的美国企业有60%愿意重新投资、追加投资,原因便在于看到中国好的前途。十九大报告里讲,我们要进一步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加大我们对外资和民营企业的三个公平,即权利公平,规则公平,机会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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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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