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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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卫东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院长、教授
在中国推行法治最关键的是要对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关系进行重新组合，在这个过程中首先要让老百姓愿意积极地使用法律，也就是说法律动员的体系非常重要。推行新型的司法群众路线，把法律程序的启动开关交到当事人手里，通过律师来推动法律的实施——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法治社会、法治中国的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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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希哲
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为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世界各国都根据各自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文化传统等基本国情建立各种制度安排和政策项目。发达国家的养老金制度有长期的历史也不断地改革，长期照护制度也在不断完善，为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借鉴。但涉老制度改革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既具有一定的共同趋势，更表现出显著的个性特征，我们无法简单地模仿引用。中国特殊的政治体制、文化传统、家庭观念、人口经济大国等是我们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时必须关注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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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琪轩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值得注意的是，共和党是“减税”的政党，并非是带来“增长”的政党。1930年到2015年间，民主党总统执政时期，美国实际GDP的年均增长率为4.9%；共和党总统执政时期，增长率为1.7%。大量研究都展示，共和党执政时期，美国经济绩效更差。如果美国税改法案变成现实，它会让美国社会遭遇双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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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显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著有《当代西方法哲学》等
法理学作为法学体系的基础，有三个基本概念，即法律、法治、法理，关于法律和法治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而关于法理的系统研究则刚刚起步。为了使法理研究初始阶段的目标更为明确，在较短时间内形成研究成果，为相关法理学教材的改编和清新法理学实验教材的编写提供有益的学术资源，根据张文显教授的提议，现阶段着重研究以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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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忠
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研究领域:法理学
回顾过去五年，反腐治贪无疑是中国政治的重中之重。随着反腐热点的持续发酵，与之相关的“双规”问题也引来不少关注。作为一项“非正式程序内的刑事司法行为”，“双规”因远离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而显得有些“神秘”。事实上，“双规”的制度性存在，既有历史来由，也有现实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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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成波
河南师范大学教授、复旦大学法学院博士后,研究领域:经济法、法理学
“自置财产权”为个人之财产权，但其排他性较多地受到约束，有别于现代“私有财产权”。“自置财产权”，所指向的为传统社会由子孙自主获得，拥有传统法律、习俗许可范畴之内的财产权利。“私有财产权”，则为现代法律术语，具有对抗其他任何主体的排他性，不完全契合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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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公明
广州美术学院教授,著有《历史是什么》等
虽然“信息时代”这个概念早已广为流传和普遍使用，但是“信息时代的伦理学”问题却仍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虽然层出不穷的网络暴力、信息隐私泄漏等网络事件不断成为吸引眼球的话题，但是在这些事件中真正需要严肃探讨的权力与伦理问题却一直难以成为学界持久关注与研究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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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庸鲁
华东政法大学博士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大数据人工智能时代已悄然而至，它所产生的影响力和变革力使庞大的国家和卑微的个体都在被裹挟之中无法自拔；而以法院为代表的司法机关从来就不是一个自我封闭的社会子系统，它的一举一动均与社会经济活动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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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勇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名誉院长,研究领域:基层政治、乡村治理,著有《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等
自治的内在价值，决定村民自治会不断在实践中为自己开辟道路。村民自治需要通过有效的实现形式实现其价值。为何和如何探索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这需要学界从理论范式上“找回自治”，对我国村民自治的内在价值、发展历程和现实走向进行深入的理论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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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纲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副书记、副行长
负面清单最早是国际上针对外商投资准入的一种管理模式，将负面清单的概念引入到国内经济治理，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大进步。通过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有利于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特别是非公有制经济的活力，这将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提供更大空间，为培育华为、阿里、腾讯等具有世界竞争力的一流企业提供良好制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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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洪华
同济大学特聘教授、中国战略研究院院长、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当前，各国所秉持的全球治理思想、模式偏好差距甚大且竞争激烈；在未来相当长时期，世界仍将处于不同治理模式的激烈竞争中。基于此，中国全球治理战略的核心目标应是，抓住全球治理危机与变革的契机，促进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良性互动，成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倡导者、设计者、塑造者和引领者，积极承担推动新全球化时代到来的历史使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更好的国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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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仁
中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领域:法理学、法社会学与法律文化,著有《法理学基础问题研究》等
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的后半期是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时代，但是现在这几年，种种迹象表明，全球化的新时代正越来越由中国主导。中国的法学研究在学习西方的同时，也应该勇于跳出西方研究的窠臼，应该以新的思维来反思既有的东西，特别是反思既有的研究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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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旭
同济大学知识产权与竞争法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竞争法、知识产权法和欧盟法
时隔24年，《反不正当竞争法》今年首次修订从11类不正当竞争行为中删掉的5大类，涉及到与《反垄断法》衔接的问题。究竟反垄断执法能否及时与这次《反不正当竞争法》衔接好，避免出现规制真空，导致大量经营者疏于合规，受其危害的消费者和中小企业难以及时获得法律救济，便成为此次《反不正当竞争法》修法“瘦身”后的最大隐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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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宪容
青岛大学财富管理研究院教授,研究领域:中国金融、国际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房地产经济、互联网金融,著有《房地产与金融的博弈》等
防范与控制中国金融体系的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成了近年来中国金融工作的主要任务。为了做到这点，在今年7月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就提出要设立全国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建议。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成立也就意味着中国金融大监管时代的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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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大伟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我们对于江歌及其家人的同情，最好是化为一股涓涓细流，以一种默默的方式长久地存在，从短期看这种做法的效果可能不是很直接，但长期而言，这种隐而不显的力量才是促进社会及我们自身反省的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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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飞龙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宪法与政治理论、行政程序法、公共治理、港澳基本法,著有《香港政改观察:从民主与法治的视角》等
与中央保障香港之繁荣稳定与高度自治相对应的是，香港如何在新时代继续参与和支持国家的现代化与国际化，如何有效地融入国家发展新战略大局做出自身的独特贡献，并充分利用这一新的战略机遇实现香港经济的转型升级与二次飞跃。这是香港特区政府与社会需要聚焦思考的新课题，也是新天命，是一国两制新时代之香港答卷上的留白空间，也是创新空间。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