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李波
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刘昌明
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贸易关系中，一国的贸易预期会直接影响其对他国的贸易政策。当一国对未来贸易环境持正面预期时，会倾向于与当前的贸易伙伴维持和平相处状态；反之，当其对未来贸易环境持负面预期时，就可能主动挑起贸易争端。对华贸易的负面预期是美国挑起中美贸易争端的主要动因，其中，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贸易逆差扩大、美国的保守主义氛围以及由此带来的对中国体制的认知偏差是导致美国对华贸易负面预期的内生因素；东南亚制造业的迅速发展和朝鲜问题则作为外在因素加剧了美国对华贸易负面预期。
张志杰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近期未成年人恶性事件再次挑动公众神经，调低《刑法》14岁的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呼声再次高涨，但更值得讨论的严峻问题被忽视了：中国对不满刑事责任年龄的少年的强制教养制度目前处于亟待修补的状态。中国《刑法》第十七条规定“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可以说中国刑法考虑到了教养惩戒不满刑责年龄的少年应以家庭为主、以社会介入为必要的补充。但是“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目前缺失配套制度。
程实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研究部主管
王宇哲
工银国际资深经济学家
过去十年来，前四大经济体（G4）始终扮演着全球经济主动轮的角色，2020年核心经济体的增速下行将令新兴市场难以独善其身，全球经济增速或将维持在与2019年相仿的周期低位。但大动荡也伴随着大拐点，新的趋势将渐次形成：第一，从制成品的供需争夺，到分配结构、制度环境、产业形态的全面升级；第二，从技术进步对人力的简单替代，到第四次工业革命奠基，硬核科技崛起；第三，从“以邻为壑”的恶性竞争，到价值链深度重塑，构建互利共赢的新区域化和全球化。
董登新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教授
创业板必须回归本源，坚定对标NASDAQ，这是创业板设立的初衷或初心。与此同时，还要与上交所科创板及港交所的创业板、创新板形成错位发展、差异化经营的格局。不妨将深交所创业板IPO重心放在估值2亿元-10亿元之间，以中小创新企业为主体。因为真正的创新企业大多来自初创或成长期的中小企业。这应该成为深交所创业板的竞争优势与特色，因此，在IPO标准设定上，它应该比上交所科创板更包容、更加市场化。
龙海波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随着大数据嵌入经济社会发展各个层面，原有的经济结构、组织形态和治理方式逐渐重塑，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全球性变革的主要趋势，深刻影响了包括政府部门在内的组织变革。一些地方正在依托数字化转型推动放管服改革，以政府主要业务的数字化为基础，通过技术融合、业务融合、数据融合，探索数字政府建设新模式。
尹稚
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导
空间及其边界有很多种政治、技术属性，现在的所有规划方式和内涵都关注的是空间的科学属性，或者讲是功能性的技术属性。而我认为更应关注空间的社会属性，明确政治蓝图导向下的公权力和私权力空间边界的划分。为自上而下的强制权力传导留资源，为自下而上的市场动力留余地。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空间的社会属性，建立明晰的适合当下中国发展阶段的空间产权制度，建立公开公正的公私权力交易规则，减少对私权之前通过谈判达成协议的干预。
田国强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定位恰当的有限政府治理模式在经济体制转型、结构变迁及市场失灵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指导性作用，硬性的产业政策也是需要的，但应该保持适度，保持慎用，提供基础性制度环境的市场化改革而不是产业政策对经济发展会起到更为关键的作用。目前中国离完善现代市场体系的目标还有很大距离，需要从产业政策更多地过渡到竞争政策，特别是在当前内外严峻的经济环境下市场化改革就显得尤其必要，只有通过市场化改革不断地逼近有限政府这一理想状态，才能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
罗翔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10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印发《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高利贷行为可以被认定为非法经营罪。这个司法意见引起法律界的强烈关注。法律人的一个必要训练是在入罪问题上要严格地区分法律与道德，法律判断优先于道德判断。非法放贷具有道德上的可谴责性，但它是否构成犯罪还是必须严格遵守罪刑法定原则。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经所
美国一直引领着人工智能基础研究的前沿，以DARPA为代表的政府机构持续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与应用。总体而言，美国已经建立起相对完整的研发促进机制，并且开始将人工智能运用到军事领域。中国已经进入了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的第一梯队，并把人工智能当作未来战略的主导。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各国紧锣密鼓地制定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的时刻，中国已向世人宣告了引领全球人工智能理论、技术和应用的雄心。
黄有光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特聘讲座教授
今后即使平均以5%增长，中国也会在2030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行列。因此只要整个国家是稳定的，今后几十年，中国还会以中高速的增速发展，也会进一步赶超。当然，我们也有提高赶超速度的方法：我们需要继续改革，需要利用市场；需要放弃一些不必要的行政限制，包括城乡、人口等；需要处理贪污和平均不分配的问题；需要提高包括文化、道德等软实力。在达到温饱和小康之后，提升经济水平已经不是人们提高幸福感的主要途径。因此，与其担心经济增长因素下降，不如考虑例如环保等其他增加快乐的因素。
赛迪智库
经过几年发展，我国区块链行业秩序日趋规范，社会认识明显提高，区块链技术与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尽管如此，但仍需要关注区块链安全风险突出、核心技术亟需突破、区块链技术有待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区块链人才缺口较大等问题，从而更好推动区块链技术与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
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
《中国法律评论》
为纪念行政复议法实施二十周年，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和《中国法律评论》共同发起了“推进中国法治进程十大行政复议案例”评选活动。评选活动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经过行政机关、专家学者、社会公众的广泛提名推荐，共有95件具有代表性的行政复议案件进入初评环节。第二阶段通过专家通信评审的方式，在95件行政复议案例中遴选出了30件对行政复议制度发展具有推动性的案件。第三阶段通过专家集中评审的方式，最终产生了“推进中国法治进程十大行政复议案例”。
陈富智
司法部复议应诉局局长
目前，行政复议法的修改已经列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此次修法首先要将行政复议体制改革成果固定下来，明确除实行垂直管理的行政机关外，一级政府只设置一个行政复议机构，统一管辖以本级政府部门和下级政府为被申请人的行政复议案件。此外，还需要重点研究解决行政复议的功能定位、行政复议范围、行政复议案件审理机制、行政复议结案方式、强化行政复议法律责任等问题。
邵宇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
中国实际经济增速下行的原因是潜在经济增长的下行，所以需要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统一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统一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之中。
陈体标
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副教授
时间银行要求运行的可持续性、时间账户的不可更改性，以及服务过程的可追溯性。而区块链技术具有分布式、去中心化特点和智能合约确定数据块成链方式，与时间银行的运行要求具有一致性。目前，利用区块链技术开发的数字货币与时间银行具有天然的契合性，通过算法保证在不贬值方面比政府更有信用从而获得市场的广泛认可。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无非就是财富问题，包括财富的创造和分配两个层面。发达国家往往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财富创造的主体是企业，而非政府。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够维持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主要是企业的作用。在过去数十年的全球化中，发达国家的企业创造了巨量的财富，对维持企业所在社会的“发达性”起了关键的作用。所以，中国需要学习发达国家如何通过企业来创造财富。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