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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贾康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成员

现实生活中有很多因素逼迫我们必须考虑“京津冀一体化”,以及把首都部分原有的城市功能向周边地区转移。说到规划,主体是政府。在我们承认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作用的同时,市场并不是决定一切,政府也要做好自己的事情。

罗伯特·劳伦斯·库恩

国际企业战略家、政经评论家、著有《中国领导人是如何思考的》等书

中国梦是建立在政治稳定之上的,政治稳定有助于深化改革,改革促进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与法治和中国的价值观结合起来又推动中国的社会、文化、生态甚至国防的发展。

Gary Clyde Hufbauer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翻译:孙夏萌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助理

现在正是基础建设发展的好时机,不仅在美国,世界各地都如此。货币政策已经尽其所能,而政治约束财政政策迫使有价值的项目失去活力。通过直接的税收减免从而利用私人资金为自己买单,是解决这一全球问题的一个答案。

杨建党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政治学会会员、上海市政治学会理事、上海市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研究员

新时期,关于进一步优化领导干部离任审计制度是执政党、现代国家、现代组织结构建设的必然要求。仅从制度标准来衡量,目前领导干部离任审计制度主要不足表现在:制度意识淡漠、制度供给滞后、制度文本粗陋与制度绩效欠佳等。

资中筠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翻译家

杨传银

共识网记者

郑文

《南都周刊》记者

苏娅

《第一财经周刊》记者

胡婷婷

《环球人物》记者

现在有很多和我同时代的同学,或者是一些差不多(年龄)的人,因为处境不一样,比如他们是外交官,或者是做其它的工作,他们就没有我想得这么彻底,没有我跟这个思想体系决裂的这么彻底,尽管我也曾经真心拥抱过。

蓝培源

“真实美国”课题组成员

美国作为一个负债运行的国家,其借债历史可上溯至建国时期。随着历史的发展,债务数额不断攀升,其影响因素则国内国际均有;从其长期趋势来看,未来美国的债务难有下降的可能。美国GDP的增长形势并不乐观,执政者也不敢动社会保障、医保等重要开支,加上美国供给全球性公共产品的负担等,负债运行状态仍将长期持续。

陈功

安邦集团创始人、首席研究员

无论原始而落后的非洲怎样努力,非洲也不可能达到和实现发达国家的医疗保障体系的水平。而病毒也不会停止不前,埃博拉病毒早已走出非洲,开始在北美洲、欧洲登陆,并在美国出现了首个死亡案例以及本土传染病例。

何毅亭

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全国党建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是我党历史上第一次专题研究和部署法治建设的中央全会。依法治国是我国宪法确定的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能不能做到依法治国,关键在于党能不能坚持依法执政,各级政府能不能坚持依法行政。

袁伟时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传统文化热气冲天。合理的,极端的,纷纷出场。如何看待这一文化现象?从19世纪争吵到现在,该有一个清醒的小结了。为此必须纵看历史,横观世界,俯览现实,冷静思考几个基本问题。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教授、中国问题专家,《国际中国研究杂志》和《东亚政策》主编,著有《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中国行为联邦制》和《技术赋权》等著作

在确立权威方面,中国可以从新加坡学到很多。如果中国共产党真正能把党内精英和社会精英聚合在一起,也可以做到这一点。中国传统是最强调选拔的,但现在往往逆向淘汰。产生逆向淘汰机制,主要是没有正式的竞争机制。

迟福林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全国政协委员

张莉

《中国证券报》记者

时至今日,改革在金融、土地以及国资等所有领域都面临着固有利益关系格局的掣肘,“攻坚”意味着改革的深刻性、复杂性比以往要大得多。中国正在从经济体制改革过渡到全面改革的“二次转型”新时代,因应这一时代背景的巨变,关键就要在2020年之前的六年里走向服务业大国,避开“中等收入陷阱”。

夏勇

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党组成员、副主任

只有更多地注重依靠法治,充分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才能真正从体制机制上转变职能,释放活力,确保改革举措合法有序,改革成效落地生根,使广大群众真正得到实惠,并在现实生活中树立和增强社会主义法治信念。

易纲

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

习近平同志提出要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这一重要论述,对于新时期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对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指导意义。

肖俊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行政管理专业硕士生导师,民建会员

过分推崇礼治容易忽视法制建设,过分强调内在修为、忽视外在的法治环境,人的内在欲望就会逐步膨胀。因此,在现代的国家治理中,应法治与德治并重。

刘峻

武汉绿江南自然之友武汉空气污染项目

全国人大从环保部收回空气质量标准的制订权,如果不能由人大的专门委员会来亲自制定,也应该委托与环境保护职责相制衡、与人民健康直接相关的行政部门(如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代为制定。

郑毅

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法学院讲师、博士

城市化俨然已经成为当下社会的流行语和热门话题。日前,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在“2014中国新型城镇化低碳发展高峰论坛”上一席“探索小城市群发展新模式”的言论,让顺德这个身处珠三角腹地的小城再次被聚焦于城市化的镁光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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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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