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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蔡昉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一、 引言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世界商品和服务贸易出口的实际增长率,除个别年份波动之外,始终高于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率,这充分说明了我们所处的经济全球化时代特点。因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世界贸易总量于2009年骤降之后,2010年和2011年都得到恢复性的增长,也大大高于GDP增长速度。然而,自2012年以来,世界贸易增长率持续低于GDP增长率。诸如全球经济增长疲软等需求侧经济因素以及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转向内需驱动等供给侧经济因素,可以或多或少地解释世界贸易的减速,然而,全球性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应该是产生这一现象的重要的政治经济学因素。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贸易下降或许是在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下反全球化的政治生态致使经济全球化受阻的一个特征性表现。与此同时,全球资本流动数额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从2007年的峰值水平上骤跌。

这种现象不难理解。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国纷纷设定新的贸易壁垒,其中,作为最发达经济体的美国以及德国和英国就分别出台了数百项措施。诸如此类的政策变化也反映了西方国家政治结构的变化,即以反对全球化为核心主张的政治民族主义化和民粹主义化,并迅速演化为非合作性的反全球化策略。截止到2016年,这种趋势已经表现得十分明显,而且呈现政治上的极端化与指向上的趋同化并存的新特征。欧洲民粹主义在政治上节节逼近,形成遏制接受移民(难民)、阻碍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退出国际一体化机构等反全球化浪潮,其中,英国公投脱欧只是在可以预见的逆全球化事件中最具新闻性却远非完结的一桩而已。无怪乎人们说:英国脱欧并不出乎意外,问题在于“谁是下一个”。

政治经济学可以很好地解释这种现象。全球化本身并不是利益中性的,最初人们看到的是发达国家及其政治经济精英和智囊们主导着全球化,使其朝着有利于发达国家的方向演进。不论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国际金融与贸易机构,还是欧盟这样的一体化共同体,做决策的都是那些握有生杀予夺权力的大国,由代表这些国家的财政部长、中央银行行长和贸易部长行使权力,使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不能从全球化中均等获益。进而,人们又发现,发达国家中主宰利益安排的实际上是跨国公司和其他代表资本的利益集团。不难想象,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和低收入家庭同样未能从全球化中获益。

袁鹏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

习近平主席不远万里穿越太平洋,奥巴马也从美国东海岸横跨国境,两人在美国西海岸相会,实际上已经在以一种不拘形式、更重实质的新方式在诠释“新型大国关系”的某种新意。

萨米尔·阿明

埃及经济学家、新马克思主义学者

翻译:于海青

我在对历史资本主义的分析之中尤其强调了积累的破坏性的第三维度:对外围的被统治者在物质与文化上的剥夺。马克思忽视了这一点,这是因为,马克思欧洲似乎更致力于内部积累的需求。

魏加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研究部研究员

地方政府融资渠道非常有限,信托等所谓“影子银行”层出不穷。中央应尽快放行地方政府债券,以点带面促进中国财税体制改革、释放制度红利,这将是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贾斯旺辛

印度财政部长

如今,奥巴马也决定向叙利亚提供舞曲,他的叙利亚“红线”——使用化学武器——可能会给该地区造成与赛克斯-皮科的“沙线”(line in the sand)一样的破坏效果。

向松祚

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高货币之谜”核心的原因之一就是过度依赖美元。中国作为经济大国和人口第一大国,这么庞大的国家,必须占领全球金融的制高点,享有全球金融的话语权,关键还是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

巴曙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

目前,中国金融体系的很多方面还停留在为传统经济增长动员资金的定位上,在经济转型的背景下正在凸显出越来越多难以调和的矛盾和问题,并制约了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叶青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

预算监督从乡镇做起,再上升到县级就不是很难的事。作为县级市,温岭做到了,其他县、其他市、其他省难道做不到吗?可见,不是做不到,而是不愿做也。

孙兴杰

吉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特约研究员

中国需要在风高浪急的海洋上确立中国的地位,在中国由陆向海的战略转型过程中,至少面临着三大挑战:美国的海上霸权;西太平地区民族主义情绪上升;破碎的地缘政治与制度治理的缺失。

张军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只要中国政府继续对其公民提供基本的经济权利(产权)的保护,将会不断推动人权的扩展和逐步的民主化。一旦那些政治权利得到了有效保障,建立公民社会的进程就随之而来了。

朴在京

朝鲜人民武装力量部副部长

翻译:吴雅坤

确保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还需要很大努力,尤其是要改善朝韩关系。统一的朝鲜半岛是保证东亚和平与发展不可或缺的国家,不仅不会对其邻国造成威胁,而且对邻国有着极大的吸引力。

沈丁立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

即使在朝鲜前阶段频频高调对外进行核威胁时,它色厉内荏的本质并无改变,因为它暂时还无能力兑现核威胁,因此诸大国大可不必当它已经取得了核武器那样过于激动。

朱锋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

只有各国政府率先成为网络世界中法治和正义的维护者,网络空间才能真正成为21世纪世界稳定与繁荣的全球公共基础设施,网络时代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才能真正得以保障。

唐翀

中国社会科学院全球与亚太战略研究院

李志斐

中国社会科学院全球与亚太战略研究院

马六甲海峡正面临着来自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双重挑战。中国应从战略高度来制定和实施相关政策,努力降低马六甲海峡通道使用上可能存在的脆弱性,实现海上运输安全。

王越

国土资源部油气资源战略研究中心

王磊

国土资源部油气资源战略研究中心

首先要成立专门的北极研究机构和相关工作小组,确定北极发展战略规划以及相应政策。要加强北极海运通道可行性和北极地区地缘政治研究,要加强北极地区科学调查和研究的力度。

陈雨露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从宏观审慎监管的视角来看,构建危机预警指标的根本目的并不是要准确地预测危机,而是及时发现各种潜在的失衡,并在其产生破坏性影响之前采取有效的措施予以纠正。

梅新育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

在印度这样一个民族构成、语言文字和宗教信仰严重缺乏一致性的国家,要在少数民族贫困动荡地区开展经济建设却在三个方面陷入两难处境,这一点在东北地区表现得最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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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世界存在自由交易和集中控制两种交易体制,而这两种交易体制实际是两种资源管理体制。从非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实际就是对要素和资源的管理模式,关键在于对要素和资源的控制权。从古罗马的历史看,这两种资源管理体制都会造成危机,尤其以集中控制所造成的危机最为厉害。自由交易也会导致危机,但危机往往可以通过大量的财富损耗为代价来熨平和冲销。历史显示,只要不走向极端,保持克制,则大致都可维持社会的均衡发展。
国内1月信贷增加3.23万亿,同比多增3284亿;社融增量4.64万亿,同比多增1.56万亿,且均为历史最高值。中国央行官员表示,从历史规律看,1月份是全年贷款投放最多的月份;考虑到春节因素,应把1、2月份甚至一季度的数据统筹考察,不宜对单月数据过度关注。而1月新增贷款与实体经济的需求是相匹配的,属于合理水平,不是“大水漫灌”。央行官员还表示,货币政策并未转向。
人口增减变化代表了市场需求变化,从趋势来看,中国城市人口增长总体呈现“南快北慢”趋势,新增人口占比,南部为78.7%,北部为21.3%。华南城市几乎全面扩张;华东城市扩张、饱和各占一半;华中、西南、西北的核心城市、扩张趋势明显,而中小城市饱和或收缩,东北城市出现极端分化,53%的城市扩张,41%的城市收缩,人口向核心城市转移的趋势明显。
一项涉及149.2万亿元中央国有金融企业资产重整的行动已有迹象可循。监管部门正考虑采取划转、出售等方式,将部分央企旗下的金融资产进行整合。这与此前非银行金融机构频繁爆雷有关。监管层从2013年开始就资本脱实向虚,限制央企并购金融企业的行为。2018年以来,实体经济困境和近一半央企主营业务亏损,令防范系统性防范金融风险显得更为重要。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即将公布。据了解,香港要融入国家发展的大局,将侧重研发和金融等服务,并继续提升于国际仲裁及航运枢纽的地位。消息人士预料,大湾区规划将分两个阶段发展,中期规划是于2022年前打好连接湾区各市的基础;长远会在2035年前有更多便利大湾区各城市居民流通的措施,并在2035年完成整个湾区建设。香港有关人士估计,今后需要研究推出“大湾区签证”,方便想到大湾区工作或投资的外国人士。
中国央行官员日前在国内某论坛上称,目前的政策文件没有反映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问题,国内大部分政策文件是由处长们起草的,但在交流时会发现各部门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存在分歧。分歧可能源于认识上的差异,也可能是基于部门利益考虑,很难协调一致。处长们没有调整立场、相互妥协的权力,只好把有分歧的问题从政策文件中拿掉。此外,还存在立法部门化现象,行政部门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无法真正体现市场化和法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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