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党的“十九大”明确作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以来，对于“乡村振兴”的探讨已成为学界热点。短短几年时间，围绕这一主题所发表的论文著作可谓汗牛充栋。其中当然不乏各种值得重视的真知灼见，但是，无须讳言，也有一些观念是值得商榷的；而其中在笔者看来比较突出的一点，就是某些观念所表现出来的非历史、甚至反历史的倾向，也即，脱离历史发展之客观进程和必然趋势来认识和理解在我国特定历史发展阶段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实际上，根据这一战略部署而出台的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即明确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矛盾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三个“必然要求”所突出的，实质上就是“乡村振兴”这一战略部署的历史性，是我国社会发展到今天这一历史阶段所提出的时代要求，既是客观的“历史任务”，也是历史发展的一个必然环节。因此可以说，若想顺应历史的“必然要求”，切实地承担起这一重大的“历史任务”，首先必须历史地认识这一任务。换言之，在我国社会之客观的、不可逆转的历史转型进程中真切地认识、理解和把握“乡村振兴”的战略部署，是切实而科学地贯彻落实这一战略部署的前提。

一、从乡土文明到城市文明

人们通常以“社会转型”来描述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社会所发生的举世瞩目的深刻变化。所谓社会转型，笼统地说，就是从传统社会形态向现代社会形态的转变。稍稍具体一点说，就是从经济上以农业为主业、空间上以农村为根基、人口上以农民为主体的封闭、静态、同质性的传统乡土性社会，转变为经济上以非农产业为主体、空间上以城市为根基、人口上以非农从业者为主体的开放、流动、异质性的现代城市化社会。在这个转型过程中，生产过程（包括劳动方式和生产组织）的科学化、产业构成的非农化和经济运行机制的市场化是基本动力，而由此带动的社会生活形态上的城市化则是最显著的外在表征。借用自19世纪下半叶以来通常被用来意指“有组织性的社会生活状态”的“文明”（civilization）一词[1]，那么，如果我们将费孝通先生描述和分析的“乡土中国”看作是一种作为文明形态的“乡土文明”的话，那么，社会发展的客观历史进程则正在将我们带入一个新的“城市文明”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