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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大元
中国人民大学二级岗位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兼任中国法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宪法学研究会会长
一、促进宪法秩序的恢复
1978年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称“七八宪法”。尽管在规范形态上，1978年宪法保留了“左”的指导思想，但它为恢复社会主义法制奠定了必要的宪法基础，也成为改革开放的法制起点。
1978年宪法颁布前后，学术界为恢复宪法秩序，为重建民众对国家发展与未来的信心，发挥了重要的学术作用。由于1978宪法存在形式合法性与实质合法性之间的矛盾，这一时期的宪法学发展仍处于一种拨乱反正的“复苏时期”或者过渡期，宪法文本的价值与意义仍受到部分人的质疑。正因为出现社会价值观的冲突与矛盾，恢复宪法学研究过程中遇到的难题也是不少的。
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开启了思想解放的序幕。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指出：
“未来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同年12月18日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十六字”方针，成为指导法制建设的基本理念，使法制发展重新回归宪法的轨道。同时，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化，为宪法学研究营造了良好的氛围，使宪法学从单纯的“政治性”话语中解放出来，积极承担为改革提供正当性、合法性的学术功能，促进宪法秩序的恢复和转型。
据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上搜索的信息，从1978年到1982年，所有篇名含有“宪法”的文章数量分别为1978年12篇、1979年4篇、1980年9篇、1981年26篇、1982年166篇。从论文数量来看，当时宪法学的研究成果是比较少的，这与法学研究处于蹒跚起步的状况是一致的。反映这一时期中国宪法学发展状况的代表性著作是许崇德和何华辉教授合著的《宪法与民主制度》。宪法学方面的论文主要有蒋碧昆先生的《我国社会主义发展新时期的总章程》、张光博先生的《社会主义民主的伟大旗帜》以及许崇德先生的《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关于我国元首的理解》等文章。
Arthur Kroeber
布鲁金斯清华大学中心客座研究员
面对挑战，中国需要在金融业进行一套有效而广泛的改革，财政政策、价格因素、受到政府操控的市场结构、土地和能源等都是改革的对象。这篇文章旨在说明金融业改革是解决以上三项结构性挑战最好的和最直接的方法。
王远鸿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高级经济师
我国经济运行正处在变化的敏感期，经济增长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国内通胀问题尚未得到根本缓解，一些潜在风险正在逐步显现。我们短期内要把握好宏观调控的方向、力度和节奏，加强各类风险研究，提早制定应对预案，防止经济出现大的波动。
王立强
社科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常务理事
如果“三个峰值”都依稀可见，政府就必须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使股市、房市和汇率的峰值此起彼伏，交替升降，力避“三个峰值”同时出现，在时机上有效错开国际资本套现离场的时间。这样，巨额民族财富短时间内流失的现象即剧烈金融震荡就可以避免。
Michael Boskin
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希腊债务协议的达成和欧洲央行贷款计划的实施大幅减少了传染性主权债去大爆发和欧洲央行大批倒闭的可能性，现在，我们应该把目光朝前看。欧盟、欧元区以及债务沉重的欧元区成员国将何去何从?欧洲能够成功地减少其福利国家最大的国度支出项，同时又不引起经济灾难、颠覆政府的社会动荡并且（在外围国家）不影响弱不禁风的债权人协议。
周小兵
社科院亚太研究所副研究员
东南亚在亚洲金融危机后一方面加大了其经济的对外依存度，一方面将其市场方向较大幅度地向亚洲地区调整，基本达到了恢复增长的目的。中国经济规模已超过日本而成为亚洲最大的经济体，在区域经济关系的重构中，已具有引导区域结构发展方向的能力。
迈克尔·佩蒂斯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中国正在放慢脚步。在10多年来每年增长超过10%之后，中国经济正在减速，两位数增长的美梦已经结束。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上周就向中国领导层表达出了这种意思。因此很多分析师得出结论：中国需要放松货币政策。他们错了。
井村喜代子
日本庆应大学名誉教授
正当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全力应对全球经济危机尚无明显起色之际，欧债危机又令欧元区难以招架。面对这场复杂而深刻的危机，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从多角度给出了深入的解说，其中以正统派的代表人物、庆应大学名誉教授井村喜代子认为，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变质”和“金融的变质”引发了这场全球性经济危机。
陶然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我们需要对每个行业改革后带来的好处进行测算，扎实的研究非常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给既得利益一个退出的机制，让他们不反对改革，要改革他们，不给他们足够的激励包括补偿，根本改不动。
向松祚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
全球金融体系正在经历史无前例的大变局，它的幕后推手就是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我们既没有深刻认识到货币泛滥对全球金融体系的深远影响，当然更没有找到妥善应对之策。它是人类面临的最大麻烦之一，没有哪个国家能够躲开这个麻烦。
Alfred Gusenbauer
奥地利国际事务研究院主席
我主张建设一个能直面无情变化所带来挑战的强大的欧洲。我们需要在欧洲国家、几代人和社会各阶层之间订立新的契约，而这就意味着做出艰难的抉择。我们必须告别民族利己主义、既得利益、肮脏的花招和想当然的确定性。如果欧洲希望保住现有的地位，就必须进行大规模改革。
Gita Gopinath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
除了推行汇率贬值以外，还存在其他解决南欧短期竞争力问题的简单财政方案。可以肯定的是，可行的财政货币贬值方案必须将规模控制在一定限度内。但是，伴随着债务重组，宽松的货币政策，欧洲央行的资金流动性支持及非常必要的结构性改革，这些可行的财政货币贬值方案，可以在欧元区不解体，并且不会导致紧缩引起的严重经济衰退的前提下，帮助那些经济困难的国家踏上正轨。
Stephen S. Roach
耶鲁大学讲师
但没有国家——或者欧洲这样的国家集团——能通过贬值的方式来重获繁荣。因此亚洲的结构型教训对发达国家也是同样有益的。事实上，德国的经济之所以能比欧洲其他国家拥有更强大的竞争力和增长率，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得益于劳动力市场改革和放松管制。同样一剂药方或许也能在欧洲其他国家身上生效——更别提正面临着严重竞争力危机的美国了。
段炳德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研究员
根据国家统计局对3.8万家的小微型企业进行抽样调查，在全国范围内并没有出现大面积小微型企业的倒闭、关停的情况，目前民间借贷资本风险尚在可控范围内，说明“民间借贷危机”是局部的、暂时的危机。但是因为民间资本发展问题与中小企业融资相互纠缠，及其反映出的体制性痼疾应引起警惕与深思，以避免对经济产生系统性冲击。
姚洋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政府直接控制着GDP的2530%，此外还掌握着大部分金融资源。近年来，三分之一以上的银行贷款流向了基础设施，而基础设施大部分是由政府 实体建设的。事实上，政府已认识到了基础设施投资过的问题，目前已中止了几项已经开工的高铁项目。但政府投资过度的问题仍然存在，数不尽的工业园和高新开发区就是明证。
Hans-Werner Sinn
德国经济信息研究所主席
在在随之而来的金融风暴逐渐散去之后，阳光将很快重新普照大地。那些债权国可能要承担因债务减免而带来的巨大损失，但相对于把那些受灾国留在欧元区内的做法，前者最终获得的好处会更多，因为这些受灾国通过脱离而实现的繁荣才是重新追回所有资产的唯一机会。
张健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所长
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和2010年初爆发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进一步暴露了欧洲特别是南欧国家经济结构的脆弱性。欧洲经济结构性改革更为迫切，但同时也更为艰难。
国内对“国进民退”的分歧很大，许多人根本不承认存在这一问题。在中国经济环境里，存在着两类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产业部门——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两类经济部门从原理上看根本无法互相竞争，一类是管人、管事为主的，一类是搞商品生产为主的，但现在却必须相互竞争。这样一来，民营经济只能从国有企业那里拿资金、拿项目。这种依附走到极端，结果就是民营企业国有化。
习近平主席10月20日给民营企业家回信指出，改革开放40年来，民营企业蓬勃发展，民营经济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民营经济的历史贡献不可磨灭，民营经济的地位作用不容置疑，任何否定、弱化民营经济的言论和做法都是错误的。习近平强调，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是党中央的一贯方针，这一点丝毫不会动摇。
外媒认为新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的“毒丸”条款，将对中国在国际市场的对外合作形成“孤立”，而目前已有迹象显现。有报道称，中美贸易战和英国脱欧进程的缓慢，导致两国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陷入停滞。美国政府的贸易政策也给英、中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带来阻力。而加拿大与中国在2016年便同意开始的自贸协定试探性协商，至今并未取得任何进展。
2008年的金融危机检验了欧洲经济体制、金融体制。作为有经济差距的国家联盟，相比于单一的大国（如美国），其经济体系和金融体系的抗压能力仍然不足，金融危机震出了欧盟的“原形”。而目前欧洲银行系统超过8000亿欧元的坏账则是一种风险信号。面对全球贸易战以及美国经济的不确定性，欧洲经济可能长期低迷，其退出宽松政策很可能面临挑战。
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10月21日表示，对修改美国对汇率操纵国的认定标准持开放的态度。目前考虑两种修改方法：一种是根据1988年贸易法案对汇率操纵的广泛定义来认定汇率操纵国；另一个方法是改变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存在竞争性货币贬值的标准。目前看来，特朗普政府未来很可能将汇率操纵国的认定标准门槛降低，这样就更容易挥舞汇率制裁的大棒。
由中国融资的从肯尼亚港口城市蒙巴萨到乌干达边境的铁路，堪称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非洲演变过程的缩影。不过，中国为第三期工程融资时，则要求展开更详细的可行性研究，“以证明商业可行性”。中企的这种变化，也反映出中国国家领导人今年在中非论坛上的讲话精神——中国在非洲投资和放贷将采取更具针对性的策略，“要把资金用在刀刃上，不搞花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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