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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江小涓

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常务理事,曾任国务院副秘书长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对此高度重视,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他指出,“必须适应国家现代化总进程,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提高国家机构履职能力,提高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自身事务的能力。”李克强总理要求,要紧紧围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始终抓住“放管服”改革这一牛鼻子,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当下,信息技术特别是网络和数据技术发展,为政府提高履职能力和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公共事务和自身事务,提供了新的更多的有利条件,也带来新的问题和挑战。

一、政府履职具备更多数据支撑

国家公共治理体系和市场体系是影响经济发展、社会秩序和人民福利的两支主要力量。政府是公共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政府承担着管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生态等方面事务的职能。其中,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是四项基本职能。大数字技术为政府更好履职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一)多维多层数据支撑经济调节

首先,更多指标印证宏观经济形势。宏观经济变量如增长、投资和消费等,与许多实物指标、运行指标等有确知的相关性,如用电量、货运量等。现在,大数据技术提供了更多能够利用的指标,如工程机械制造企业能够通过物联网得知全球各地用户设备的实时使用状况,并能够与投资、工程建设、房地产建设等指标及时有效地相互验证。再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是重要的调控指标,现在一些平台性网络企业也发布与之高度相关的指数,例如“1号店快速消费品价格指数”,“阿里巴巴网购价格指数”(aSPI)和“阿里巴巴网购核心商品价格指数”(aSPI-core)等。由于这些指数直接从网络产生的海量实时数据中挖掘产生,真实性、实效性都较好,为政府相关决策提供了有效的信息。[1]这方面的研究国内外有许多,例如利用网络搜索指数或其它大数据技术对就业形势、增长率、通胀预期、房价趋势、投资指数等问题所做的研究,均取得了有意义的结果。

其次,结构性数据呈现行业特点。互联网、物联网的广泛应用,能够反映出许多产业、企业、产品的生产、销售和运转情况。例如各种原材料的市场价格、各种产品的出厂价格,各种设备的开工情况、各种商品的销售情况等等,这些信息更加实时、定向和颗粒化,而不仅仅是CPI、PPI、开工率这种汇总指标。因此,政府在继续实施总量调控的同时,有可能更多地采用结构式、分布式政策,在差异化调控的基础上实现总量目标。

王立强

社科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常务理事

如果“三个峰值”都依稀可见,政府就必须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使股市、房市和汇率的峰值此起彼伏,交替升降,力避“三个峰值”同时出现,在时机上有效错开国际资本套现离场的时间。这样,巨额民族财富短时间内流失的现象即剧烈金融震荡就可以避免。

Michael Boskin

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希腊债务协议的达成和欧洲央行贷款计划的实施大幅减少了传染性主权债去大爆发和欧洲央行大批倒闭的可能性,现在,我们应该把目光朝前看。欧盟、欧元区以及债务沉重的欧元区成员国将何去何从?欧洲能够成功地减少其福利国家最大的国度支出项,同时又不引起经济灾难、颠覆政府的社会动荡并且(在外围国家)不影响弱不禁风的债权人协议。

周小兵

社科院亚太研究所副研究员

东南亚在亚洲金融危机后一方面加大了其经济的对外依存度,一方面将其市场方向较大幅度地向亚洲地区调整,基本达到了恢复增长的目的。中国经济规模已超过日本而成为亚洲最大的经济体,在区域经济关系的重构中,已具有引导区域结构发展方向的能力。

迈克尔·佩蒂斯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中国正在放慢脚步。在10多年来每年增长超过10%之后,中国经济正在减速,两位数增长的美梦已经结束。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上周就向中国领导层表达出了这种意思。因此很多分析师得出结论:中国需要放松货币政策。他们错了。

井村喜代子

日本庆应大学名誉教授

正当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全力应对全球经济危机尚无明显起色之际,欧债危机又令欧元区难以招架。面对这场复杂而深刻的危机,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从多角度给出了深入的解说,其中以正统派的代表人物、庆应大学名誉教授井村喜代子认为,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变质”和“金融的变质”引发了这场全球性经济危机。

陶然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我们需要对每个行业改革后带来的好处进行测算,扎实的研究非常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给既得利益一个退出的机制,让他们不反对改革,要改革他们,不给他们足够的激励包括补偿,根本改不动。

向松祚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

全球金融体系正在经历史无前例的大变局,它的幕后推手就是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我们既没有深刻认识到货币泛滥对全球金融体系的深远影响,当然更没有找到妥善应对之策。它是人类面临的最大麻烦之一,没有哪个国家能够躲开这个麻烦。

Alfred Gusenbauer

奥地利国际事务研究院主席

我主张建设一个能直面无情变化所带来挑战的强大的欧洲。我们需要在欧洲国家、几代人和社会各阶层之间订立新的契约,而这就意味着做出艰难的抉择。我们必须告别民族利己主义、既得利益、肮脏的花招和想当然的确定性。如果欧洲希望保住现有的地位,就必须进行大规模改革。

Gita Gopinath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

除了推行汇率贬值以外,还存在其他解决南欧短期竞争力问题的简单财政方案。可以肯定的是,可行的财政货币贬值方案必须将规模控制在一定限度内。但是,伴随着债务重组,宽松的货币政策,欧洲央行的资金流动性支持及非常必要的结构性改革,这些可行的财政货币贬值方案,可以在欧元区不解体,并且不会导致紧缩引起的严重经济衰退的前提下,帮助那些经济困难的国家踏上正轨。

Stephen S. Roach

耶鲁大学讲师

但没有国家——或者欧洲这样的国家集团——能通过贬值的方式来重获繁荣。因此亚洲的结构型教训对发达国家也是同样有益的。事实上,德国的经济之所以能比欧洲其他国家拥有更强大的竞争力和增长率,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得益于劳动力市场改革和放松管制。同样一剂药方或许也能在欧洲其他国家身上生效——更别提正面临着严重竞争力危机的美国了。

段炳德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研究员

根据国家统计局对3.8万家的小微型企业进行抽样调查,在全国范围内并没有出现大面积小微型企业的倒闭、关停的情况,目前民间借贷资本风险尚在可控范围内,说明“民间借贷危机”是局部的、暂时的危机。但是因为民间资本发展问题与中小企业融资相互纠缠,及其反映出的体制性痼疾应引起警惕与深思,以避免对经济产生系统性冲击。

姚洋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政府直接控制着GDP的2530%,此外还掌握着大部分金融资源。近年来,三分之一以上的银行贷款流向了基础设施,而基础设施大部分是由政府 实体建设的。事实上,政府已认识到了基础设施投资过的问题,目前已中止了几项已经开工的高铁项目。但政府投资过度的问题仍然存在,数不尽的工业园和高新开发区就是明证。

Hans-Werner Sinn

德国经济信息研究所主席

在在随之而来的金融风暴逐渐散去之后,阳光将很快重新普照大地。那些债权国可能要承担因债务减免而带来的巨大损失,但相对于把那些受灾国留在欧元区内的做法,前者最终获得的好处会更多,因为这些受灾国通过脱离而实现的繁荣才是重新追回所有资产的唯一机会。

张健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所长

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和2010年初爆发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进一步暴露了欧洲特别是南欧国家经济结构的脆弱性。欧洲经济结构性改革更为迫切,但同时也更为艰难。

张文宗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研究员

在美元占据主导地位的国际货币格局中,美国促出口、减债务的最佳手段是继续放宽货币供给,制造全球通胀和泡沫经济,以转嫁危机并避免陷入新一轮衰退。由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应对泡沫经济的体制能力尚待加强,中国面临着输入型通胀、外汇储备缩水和人民币升值的长期压力。美国会否推出新一轮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会否对人民币汇率施加新一轮压力,会否通过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二十国集团、联合国贸发会议和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等平台为中国量身打造新的贸易金融规则,都将考验着中国的智慧和中国经济的韧性。

张文宗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

由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在给美国这个世界经济的神经中枢造成重大冲击的同时,也引发美国政界、学界和企业界的深刻反思,并相应作出重大调整。美国总统奥巴马开启的变革涉及方方面面,核心的目的是恢复美国经济、解决失业问题并重振美国经济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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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国防金融经历了“从无到有、渐进发展”的不同阶段:首先是单纯依靠国家财政拨款的国防金融“1.0版本”;其次,开启了“间接融资、被动借贷”的国防金融“2.0版本”;第三是开发金融、债券发行和股票发行等形式的军工产业链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相结合,形成国防金融的“3.0版本”。未来,要充分利用金融市场,实现军民融合的共同繁荣。
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从资本市场反应看,中美两国形势似乎相差甚远。但两国的反差真有这么大吗?安邦咨询对此表示怀疑。中美两大经济体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大市场,从市场规模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中美之间的差距未必有这么大。中国有必要重新思考中国市场的空间价值,过去,中国的政策思维方式是生产型社会的,今后要转变为消费型社会的思维方式。
当美国宣布9月24日实施对中国新一轮关税措施后,《华尔街日报》日前透露称,中方可能降低稍后两国贸易磋商的级别。据了解,尽管中央领导指示继续与美方接触,以稳定商界信心,避免中美贸易纠纷进一步拖累经济。但由于美国出尔反尔、信号矛盾,中国很可能将谈判降级处理,其中一个考虑是只派副部长级的王受文赴美磋商,而非美方邀请的国务院副总理刘鹤。
债转股是企业不良债务处置的途径之一,受到市场广泛关注。从今年上市银行半年报看,工、农、中、建、交五大行市场化债转股实施机构,报告期内合计净赚7.23亿元。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资金到位率低、项目落地率低于预期。国家发改委披露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市场化债转股签约金额达到1.72万亿元,到位资金3469亿元。据此估算,资金到位率仅为20%。
习主席9月20日强调,改革重在落实,也难在落实。改革进行到今天,抓改革、抓落实的有利条件越来越多,要投入更多精力、下更大气力抓落实,把改革重点放到解决实际问题上来。要深化改革开放,坚决破除地区之间的利益藩篱和政策壁垒。各地区各部门特别是一把手要拿出敢于担当的勇气和决心来,越是难度大的改革,越要动真碰硬,一抓到底。
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日内瓦接受采访时表示,“我认为中国出口地域多元化的速度可能较快,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如果贸易战导致中国企业放弃美国市场,那很可惜。在他看来,贸易摩擦对中国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仅为GDP的0.2-0.8%,但对企业信心的影响可能更深。在此局面下,中国政府非常愿意和欧盟、日本、韩国、东盟等亚洲国家共同努力,扭转这种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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