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世界商品和服务贸易出口的实际增长率，除个别年份波动之外，始终高于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率，这充分说明了我们所处的经济全球化时代特点｡因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世界贸易总量于2009年骤降之后，2010年和2011年都得到恢复性的增长，也大大高于GDP增长速度｡然而，自2012年以来，世界贸易增长率持续低于GDP增长率｡诸如全球经济增长疲软等需求侧经济因素以及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转向内需驱动等供给侧经济因素，可以或多或少地解释世界贸易的减速，然而，全球性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应该是产生这一现象的重要的政治经济学因素｡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贸易下降或许是在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下反全球化的政治生态致使经济全球化受阻的一个特征性表现｡与此同时，全球资本流动数额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从2007年的峰值水平上骤跌｡

这种现象不难理解｡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国纷纷设定新的贸易壁垒，其中，作为最发达经济体的美国以及德国和英国就分别出台了数百项措施｡诸如此类的政策变化也反映了西方国家政治结构的变化，即以反对全球化为核心主张的政治民族主义化和民粹主义化，并迅速演化为非合作性的反全球化策略｡截止到2016年，这种趋势已经表现得十分明显，而且呈现政治上的极端化与指向上的趋同化并存的新特征｡欧洲民粹主义在政治上节节逼近，形成遏制接受移民（难民）､阻碍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退出国际一体化机构等反全球化浪潮，其中，英国公投脱欧只是在可以预见的逆全球化事件中最具新闻性却远非完结的一桩而已｡无怪乎人们说：英国脱欧并不出乎意外，问题在于“谁是下一个”｡

政治经济学可以很好地解释这种现象｡全球化本身并不是利益中性的，最初人们看到的是发达国家及其政治经济精英和智囊们主导着全球化，使其朝着有利于发达国家的方向演进｡不论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国际金融与贸易机构，还是欧盟这样的一体化共同体，做决策的都是那些握有生杀予夺权力的大国，由代表这些国家的财政部长､中央银行行长和贸易部长行使权力，使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不能从全球化中均等获益｡进而，人们又发现，发达国家中主宰利益安排的实际上是跨国公司和其他代表资本的利益集团｡不难想象，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和低收入家庭同样未能从全球化中获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