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地看，在世界范围内，人类社会的整体道德会随着经济发展、个人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古人孟子的“有恒产者有恒心”和管子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等都是普遍而永恒的真理。

近代工业文明开始以来，人类道德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前道德的根源在于宗教，近代以来，国家也开始有能力通过经济社会发展和制度建设，来干预（增进或者阻碍）人类道德的产生和发展。工商业文明一个显著的特点在于“计算”（“推理”）之上的理性，因为通过理性才会在最大程度上获得财富。同时，经济发展和财富的积累为社会整体教育水平的普及和提高、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人均寿命的增加等提供了物质条件。

工商业文明的另一个特点，在于人们从农业文明之下的互不关联“个体劳动”脱离出来，走向了公共空间（市场、工厂、社区等）的互为关联的“集体劳动”，人们在公共空间交往和生活，公共空间的扩展也产生了对公共品的要求，同时也发展出公共道德规范。近代以来政府在社会经济各方面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主要是为了提供足够的公共品。随着公共（集体）空间的增加和公共品的供给，社会整体道德水平也随之提高；或者说，总体来说，社会整体上变得更加合乎道德了。

总体上说，这些经济增长和道德发展之间的关联，也发生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随着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过去由连续不断的社会政治运动（阶级斗争）和短缺经济所造成的总体不道德情况已经完全改观。大多数人已经过上了体面的生活或者小康生活，规模性的饿死、病死、累死现象大大减少，甚至消失。

尽管也有人怀念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的道德水准，但应当说那种道德仍然属于原始和朴素的道德状况，是农业文明的反映，甚至是特殊政治条件下形成的集体政治压力下的道德。随着工商业文明的到来以及政治环境的开放和多元化，农业社会的道德以及政治性道德变得不可持续，道德领域的巨变是必然的。

不过，随着社会整体道德环境的提升，个体道德不仅没有提升，反而出现了巨大的问题，处于下沉甚至解体过程之中。也就是说，整体社会的“趋善”环境，没有能够转化成为个体层面的道德提升。那种在很多发达社会所见到的理性、开放、进步、容忍、文明、平和、简单等行为方式并没有出现。很多人变得为了自己的一点点利益而不择手段。

有学者认为，今天的人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但实际上，在很多场合，人们并不精致，而是赤裸裸的利己主义。损人利已，为了达到目标可以不择手段，目标证明手段正确。在政治领域，人们一直把这种行为称之为“马基雅维利主义”。不过，“马基雅维里主义”指的是君主为了达到远大的目标（例如国家的统一），可以不惜一切手段。马基雅维里主义显然也适用于今天的个体。这种手段用过了头，结果便是损人不利已：自己做不了，也不让人家做；自己成功无望，也要阻止人家成功。道德的概念变得如此廉价，以至于一些人认为道德和人类社会发展已经不相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