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焦洪昌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北京市人大代表
李靖云
《南都评论》记者
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六十周年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全国人大纪念大会上发表了专题讲话，不仅回顾了人大的历史发展过程，更从国家政治建设的高度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健全发展做了明确的阐述。
王绍光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讲座教授
欧树军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
徐斌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后
过去20年，王绍光关注的焦点有不小的变化，从强有力的国家，到对民主的质疑，从仅仅关注中国、当下，到更多地关注历史、现在、未来，包括实现民主的各种途径的探索。他以前希望中国尽量避免出现最糟糕的局面，未来的十年、二十年，他希望能够探索一下人类社会怎么能够实现最好的局面，或者更好的局面。
魏陆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上海当前正处在经济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在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中，上海最有条件，也责无旁贷，应该勇于开拓创新，继续走在全国前列。
李期铿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夏威夷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幅提升，走出国门的中国人也不断增多，但中国的国际形象似乎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借用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的话，“中国的软实力仍然很软”。笔者通过夏威夷大学孔子学院的公共外交实践，认为孔子学院在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方面具有特殊的作用，孔子学院的公共外交职能应得到充分发挥。
林伯强
厦门大学能源经济与能源政策协同创新中心主任、教授
大规模发展煤制气替代燃煤，实际上只是将污染排放从东部转移到了西部，从整体上会增加全国的排放量，也不利于应对气候变化。因此，煤制气应该至多是一个保障天然气供需和治理雾霾的补充手段。
田文林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
中东政治转型至今依然步履艰难，“民主化”失败迹象明显。其根源在于民主药方与中东地区面临的问题之间存在巨大错位：中东需要真正的革命，但“民主化”不仅难以实现彻底变革的诉求，反而会使其偏离变革方向；阿拉伯国家需要强大的政府，但分权制衡只会导致中央权威弱化；政治制度变革脱离中东地区国家国情，最终引发水土不服。
林崇椰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经济成长中心主任、教授、新加坡太平洋经济合作委员会前主席
翻译:叶琦保
亚太经合组织是个拉近区域国家的良好机制。只要领导人继续会面、交谈和共餐，就能对区域的和平、合作与共同繁荣做出贡献。我很高兴新加坡扮演了一个角色，不论这角色有多大。亚太经合组织的秘书处设在新加坡，新加坡不但积极参与其各项合作的过程，在PECC的成立和发展上，也扮演显著角色。
刘赐贵
国土资源部党组成员、国家海洋局党组书记、局长、中国海警局政委
中国提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希望发掘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特有的价值和理念，并为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积极主动地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伙伴关系。具体而言，是用“丝绸之路”的理念和精神，对当前正在进行的各种各样的合作进行整合，使它们相互连接、相互促进，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效应。
凯文·沃特金斯
海外发展研究所执行董事、牛津大学全球经济治理客座研究员
世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机会正在不断减少。其中之一将是本周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举行的G-20峰会，世界先进经济体及主要新兴国家领导人应当借此机会削减推动全球变暖的化石燃料补贴，并借此向世界证明他们对削减碳排放的认真态度。
布拉马•切拉尼
新德里政策研究中心战略研究教授、印度总理政策顾问团成员、印度国家安全委员会前顾问著有《亚洲主宰》、《水:亚洲新战场》和《水、和平和战争:面对全球水危机》
解决根深蒂固的逊尼派-什叶派对立的努力（比如改善沙特阿拉伯和伊朗的关系）尽管毫无疑问至关重要，但也不应该高于解决肆虐于逊尼派内部的宗派主义的战略。这一战略必须以联邦制为核心。
巴里•艾肯格林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与政治学教授、乔治•C•帕迪和海伦•N•帕迪经济学讲座教授和政治学教授、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助理研究员、英国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高级政策顾问、前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研究员
多米尼克•隆巴迪
国际治理中心全球经济项目总监
IMF已经建议缩减系统性豁免。但重要相关利益方——不仅包括受危机影响的欧元区国家，还有美国——不愿意这样做。IMF需要快速行动起来取消系统性豁免，为明智地使用主权债务重新规划创造空间。乌克兰等国家需要依赖重新规划。
于宏源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比较政治和公共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欧洲研究中心成员
随着国内能源结构变化、全球治理进程压力和自身环境安全的需要，奥巴马在第二个总统任期的气候政策和战略一则继续延续其第一个任期“绿色新政”以来的核心理念，即承认全球变暖，并承诺积极应对。与第一个任期相比，奥巴马当前的气候政策有着思路更加清晰、团队更加强大、执行更加坚决的三个总体发展趋势，这将影响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发展。
甄炳禧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
近年来，美国经济出现了四大增长点：非常规能源革命方兴未艾、先进制造业强势回归、大数据应用异军突起、基础设施建设蓄势待发。这将可能引发美国经济增长“提档”加速、世界经济发展态势转变以及国际实力格局洗牌。对中国而言，机遇略大于挑战，应研究和借鉴美国创造新增长点的经验教训，设计和打造中国经济新增长点。
吕国民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香港应尽快以“亚太一体化”的指导方针，充分结合香港自身的区位和产业等优势，去捕捉“亚太梦”的发展机遇，为香港未来10年、20年的长远发展谋划出路。
沈建光
瑞穗证券亚洲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客座教授、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中国金融40人论坛特邀成员
对于货币政策新框架的理解与运用还需谨慎处之，积极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在全球货币政策理论与实践共识之处着手，发展各类金融市场，打造基准利率体系，尽早形成反映流动性偏好与风险溢价的收益率曲线是比寻找新框架更为紧迫的任务。
凯文·安德森
英国丁达尔气候变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汤姆•莱维特
中外对话伦敦办公室记者、编辑
翻译:孙超
我们应该坚持比以往更加独立、客观的立场，努力为政治体制服务并深入了解我们身处的严峻形势。也正是由于这种严峻形势，导致我们浪费了将温升控制在2℃的机会，如今才要面临改变能源体系的革命。而能源供应、需求和分配体系改变的规模和时间都不可避免地对当今社会结构提出了根本性问题。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