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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郑宇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上海市高校“东方学者”特聘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发展与全球治理,国际援助与投资,政商关系,和国企改革等。在密歇根大学出版社出版英文专著《治理与外资》

▍引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一直是经济全球化的主导者和推动者,发展中国家则是被动的参与者。发达国家能够积极推进贸易自由化得益于其强大的产业竞争力和完善的社会保障,承受外来竞争冲击的能力远高于发展中国家。但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经济全球化的推动力和阻力却发生了逆转。贸易保护主义在发达国家日趋高涨,发展中国家却成为推动贸易自由化的主力。为什么2008年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贸易政策上存在如此大的差异?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贸易政策上的巨大反差源自国内社会保护能力的此消彼长。全球化加速扩张使国家面临巨大的社会保护压力。金融危机的爆发凸显了各国经济的脆弱性,也使公众对社会保护的需求迅速增加。然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回应这些需求时存在能力和手段上的较大差异。发达国家的福利水平高,但福利制度已高度固化,难以通过改革满足不断增加的社会保护需求,只能诉诸保护主义手段来缓解国际市场的冲击。

较之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总体福利水平较低且福利制度尚未完善,但是这些劣势在应对金融危机时却显示出更大的韧性。第一,由于福利水平低,福利支出分配有更大的灵活性。在金融危机后,不少发展中国家都增加了公共福利支出,扩大了社会保障的覆盖面。第二,发展中国家广泛使用开放性产业政策,选择性地补贴和扶助产业,有助于弥补社会保障的不足。由于社会保障能力的不断提升,发展中国家更有能力和动力去推动贸易自由化。

本文的第二部分介绍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贸易政策的变化趋势。第三部分分析国家应对经济危机的政策选择。第四部分讨论发达国家福利制度的变化。第五部分分析发展中国家在危机后的福利制度变化。第六部分是结论。

▍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贸易政策变化趋势

20世纪80年代以来,贸易自由化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观点得到了绝大多数国家的认同,成为全球化的最突出特点之一。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30年中,全球贸易增长速度一直是世界经济增长速度的两倍。尽管拉美和东亚的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相继发生过金融危机,引起了对市场过度开放的争议,但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全球贸易仍然向进一步自由化迈进。然而,这一局面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发生了逆转。全球贸易总量在2009年发生了断崖式下降,虽然在各国财政刺激政策的干预下短暂反弹,但随后还是陷入了持续低迷。2012—2016年,全球贸易增速同全球经济增速基本持平,改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全球贸易增长一直快于经济增长的态势。

罗涵

地沟油治理已经成为公众评价食品安全监管的一个重要尺度和标杆——地沟油一日不绝,公众对食品安全的信心就一日不能恢复,这是关系党和政府公信力的重大政治问题。

吴定平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不仅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的具体指标,而且还推出十个方面具体措施,目标明确、内容详实、措施有力,充分体现了新一届中央政府防止大气污染的坚定决心。

晴川

跪礼是中国人表达情意的传统大礼,跪拜父母,无可厚非,但跪求“公仆”,就颠倒了角色,真正该跪的,不应是为了生存的村民,而恰恰应是人民的“公仆”。

叶檀

对于媒体报道“退出中国”的传闻,葛兰素史克公司发言人拒绝评论,表示该公司长期致力于中国市场。是真的有可能退出,还是只是一种谈判策略,目的是迫使中国方面降低罚款金额?

燕农

非法收售药品“繁荣”,究其症结,是以药养医体制下的过度诊疗和无度的大处方。  很多问题,按照逻辑链都能推导到监管漏洞上。但有时候,监管只是外围治理。

王永利

中国银行副行长

面对新变化、新挑战、新机遇,商业银行应当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去拥抱互联网金融,推动金融网络化与互联网金融的双轮驱动。

小泉悠

日本未来工学研究所

俄罗斯在推行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过程中积极地参与区域内事务,而冷战时期以来与日美的对立关系以及与中国的战略竞争关系乃至威胁意识也对俄罗斯的行动带来了影响。

卢驰文

应制定增持黄金储备的中长期规划,但不对外公布;通过黄金期货、纸黄金等金融工具购买黄金,降低购买黄金成本;立足本国黄金生产企业,统筹国内与国外两个黄金市场。

黄泽民

经济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

人民币国际化中本币回流是一个很好的观察中国金融开放基本特点和现状的视角。经常账户下人民币回流机制的特点是自由度较大,从机制上讲是属于市场化的。

李文韬

南开大学APEC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美国主导并积极推进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成员规模不断扩大,不仅对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整体格局产生了深层影响,还迫使亚太各国纷纷调整自身经济外交战略以应对挑战。

张文木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

在中国实现台海统一目标上,美国是主要矛盾,而日本则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今后,只有日本承认了中国拥有台湾主权的立场,美国在中国台湾问题上的阻力才会相应缓解。

宋韶辉

医院不允许家属自备奶粉,于是多美滋通过贿赂医生护士,在家长不知情的情况下,让医院给初生婴儿喂其品牌的奶粉,让孩子产生依赖性,达到长期牟利的目的。

周小川

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行长

人民银行将围绕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要求,不断加强和改进金融宏观调控,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提升中央银行金融服务水平,切实推动包容性金融发展,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达巍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

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核心是“冷静管理双边、建设国际制度”,既需要对中美双边关系清醒认识、现实心态与精心管控,也需要两国一起超越现实主义悲观的历史宿命论观点。

中国安邦集团研究总部

民营银行的浪潮打来,但在既有的框架和方案下,可能很难扑腾出多大的花样。让互联网为中国民营银行打前站,将是一举多得的政策选项。目前来看,互联网银行仍闯不过监管关。

吴晓灵

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副主任委员、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

最近银监会发布了2013年131号文件《关于防范外部风险传播的通知》。很多人看到这个通知后感到很沮丧,认为风险传播的几类机构,但是要对大家进行评级,我认为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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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参与全球化的同时拓展了外部发展空间,但逆全球化浪潮挤压了中国的外部空间。面对困局,长期追踪研究地缘问题的安邦咨询首席研究员陈功指出,位于喜马拉雅山脉周边的一些国家,包括印度在内,可能在中国新世纪的地缘战略中占据重要位置。中国与印度应该寻求更为紧密的合作,要着眼于全球市场考虑喜马拉雅区域的多边合作,推进建立“喜马拉雅共同市场”,将双边战略合作推向新的地缘高度。
1月2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和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防范化解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外部环境、党的建设等领域的重大风险。从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中国仍处于“战略机遇期”,到现在强调全面防范重大风险,决策高层对形势的判断发生了重要变化。
国家统计局1月21日公布,初步核算,2018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900309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6.6%,实现了6.5%左右的预期发展目标。消费方面,2018年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76.2%,比上年提高18.6个百分点。投资方面,全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635636亿元,同比增长5.9%。其中,民间投资394051亿元,增长8.7%,比上年加快2.7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年末中国大陆总人口139538万人,比上年末增加530万人。全年出生人口1523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0.94‰。值得注意的是,2017年全年出生人口1723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2.43‰。相比之下,2018年出生人口较2017年少了200万,是近40年来环比下降最多的一年。从趋势看,随着二胎刺激因素结束,中国新生人口可能继续走低,这将使中国的老龄化问题更加严重。
面对正在降温的中国经济,香港2018年12月对内地出口却增加一倍多,达12亿美元,这引发了外界的疑问。业内人士指出,近几个月内地从香港进口的宝石数量急剧增加。这令人想起2015-16年的情况,此期间曾出现人民币贬值以及资本外逃,当时宝石占香港对内地出口的90%。现在的迹象表明,利用宝石贸易来逃避资本管制并将资产转移出中国的情况,可能再度露出迹象。
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近日撰文指出,中国将继续稳妥有序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开放,并按照经济发展,市场状况和金融稳定性等因素有序推进。不过,中国经济增长形势比较严峻,内外部不确定因素较多,在稳增长要求下,短期内可以开放的资本项目并不多。当前中国资本市场面临的问题,主要是市场活力和信心的恢复。金融开放应当审慎前行,与经济发展阶段、金融市场状况、金融稳定性等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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