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Christian Bréchot
法国梅里埃研究院副院长、法国巴斯德研究所候任所长
翻译:Xu Binbin
从欧美媒体对西非埃博拉疫情的报导上，人们可能认为受影响国家的状况正在逐步改善。但虽然疫情已不再占据头版头条，但病毒离完全控制还相去甚远。相反 ，埃博拉疫情依然对全球健康构成严重的威胁。
彼得•普拉特
欧洲央行首席经济学家、欧洲央行执行理事会成员
未来的一年将充满着挑战和不确定性。但如果说往事能给我们任何教益的话，那就是如果我们完成自身被委任使命的能力变得岌岌可危，那么我们就会毫不犹豫地行动。
李维明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中国气体清洁能源发展前景与政策展望”课题组
在当前资源环境形势日益严峻的背景下，加强我国煤炭需求峰值预测，提前做好产能规划与部署，对于科学推动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实现煤炭产业健康、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
英国华威大学政治经济学名誉教授、英国上议院议员
英国金融专家们日渐担心，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并不像表面上那样决定削减公共支出。他为自己制定了平衡预算的时间线，但在到了截止期时，预算仍未达到平衡，而他也只是延长截止期了事。
王敏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中心
2014年，德国出版《生产、自动化与物流中的工业4.0》，从应用技术的视角对工业4.0进行了剖析。德国将工业4.0视为生产重回欧洲的重大机遇，希望借助工业4.0，牢牢掌控对全球智能制造业的话语权。
陈懋修
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驻会研究员,并主管“中国与发展中国家:贸易、投资与理念的政治经济学”课题,他的研究专注于研究中国城市的非正式经济治理,辨析“中国模式”的发展观,以及探讨中国与拉丁美洲的经济与政治关系
尽管中美与委内瑞拉的石油关系走向不同，推动力也不同，但有理由认为委内瑞拉危机的加剧可以被视为制定积极议程的机会，以实现委石油及其自身更为可持续化的发展模式。中美应与委内瑞拉的政府、商界和公民社会共同合作，为委内瑞拉及全世界找到一条石油的可持续发展之路，那么如今的危机便可创造出一个新的开始。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教授、中国问题专家、曾任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著有《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中国行为联邦制》和《技术赋权》等著作,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
所有这些客观条件迎来了中国的大外交时代，而新领导层也抓住了这个机遇，确立了大外交战略。这是中国可持续崛起所必需的。不过，中国的大外交既创造了新的机遇，但也不可避免带来了不确定性，对中国来说，甚至包含危险性。在实施大外交战略的过程中，犯些小错误在所难免，但中国必须避免犯颠覆性错误。
陶然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公共经济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非常驻资深研究员
汪晖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土地管理系副教授、浙江大学区域与城市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林肯研究院城市发展与土地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
改革从来需要妥协，也不可能完美，但最重要的就是各相关利益群体都应该有相应代表介入到改革政策的讨论与设计中去，都有机会摆明各自利益所在，也能一起去计算不同方案给各自带来的损益，然后再寻求可做大蛋糕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特别是给潜在受损者以相应的补偿以减少改革阻力。
李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党组副书记、研究员,近期主要从事宏观经济、金融政策、房地产、城市化发展、社会管理创新、企业改革发展、重点领域改革等方面研究工作
智库又称“思想库”，一般是指研究公共政策的专业机构，主要职能是提供高质量的思想产品，为公共决策者解决经济、政治、社会、外交等方面的问题出谋划策。
罗伯特·雷克托
美国传统基金会高级研究员
编译:吴学丽
改革是必要的。然而，美国有多种不同的救济援助项目，福利救济制度复杂。完全消除反婚姻的福利救济制度代价昂贵，不可能一蹴而就。政策制定者可以逐步减少反婚姻的福利救济项目，改革劳动所得税收抵免以减少对婚姻的伤害。
阿里研究院
信息经济正在全球迅速兴起，呈现出超乎想象的强劲发展势头。关注并研究其发展趋势，已经成为当前的重要课题。迎面而来的信息经济浪潮，摧枯拉朽般改变着世界经济、社会的原有格局，集中体现为十个方面。
王国刚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
林楠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国际金融与国际经济研究室副研究员
中国的金融体系改革，必须改变以银行信用为基础、以存贷款为主体的间接金融架构，建立以“直接金融为主、间接金融为辅”的现代金融体系。
陈锡文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长期从事农村经济研究工作
对中国未来农业的发展，很重要的一条是要确立基本的概念，就是多少人种多少地，这是一个很基本的问题。我们现在13.6亿人，城镇化率53.7%，留在农村的人，还有将近6.3亿，大约2030年前后，中国的全部人口将会增加到15亿左右，如果说那时候我们的城镇化率达到70%，就是说居住在城市有10.5亿人，居住在农村的还有4.5亿人。
高柏
西南交通大学高铁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杜克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高铁投资不能单纯考虑利润，应该重视其给社会带来的正外部性。这两种观点针锋相对。高柏教授也提出，针对高铁发展，应该有一个基于严肃社会科学基础上的综合评估体系。我们对此十分认同，并且期待这样的成果。
田禾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法治国情调研室主任、亚洲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吕艳滨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助理研究员
为了彻底扭转反腐败工作的被动局面，加快试点并全面实施财产监督制度刻不容缓。2010年6月—2011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法治国情调研组开展了“公职人员廉洁从政法律对策”国情调研，以公职人员和公众为对象，进行了问卷调查和访谈。
埃尔布里奇·科尔比
美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高级研究员
中国的军事建设特别是军事实力的增长弱化了美国在西太平洋辐射影响力的能力——这威胁到该地区军事平衡的改变。这将会产生重大的战略转变，还会让核武器跃居中美国家安全计划的中心位置，同时导致其他区域国家寻求核武的风险增加。不管愿不愿意，亚洲的核武器又回来了。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