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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大元

中国人民大学二级岗位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兼任中国法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宪法学研究会会长

一、促进宪法秩序的恢复

1978年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称“七八宪法”。尽管在规范形态上,1978年宪法保留了“左”的指导思想,但它为恢复社会主义法制奠定了必要的宪法基础,也成为改革开放的法制起点。

1978年宪法颁布前后,学术界为恢复宪法秩序,为重建民众对国家发展与未来的信心,发挥了重要的学术作用。由于1978宪法存在形式合法性与实质合法性之间的矛盾,这一时期的宪法学发展仍处于一种拨乱反正的“复苏时期”或者过渡期,宪法文本的价值与意义仍受到部分人的质疑。正因为出现社会价值观的冲突与矛盾,恢复宪法学研究过程中遇到的难题也是不少的。

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开启了思想解放的序幕。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指出:

“未来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同年12月18日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十六字”方针,成为指导法制建设的基本理念,使法制发展重新回归宪法的轨道。同时,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化,为宪法学研究营造了良好的氛围,使宪法学从单纯的“政治性”话语中解放出来,积极承担为改革提供正当性、合法性的学术功能,促进宪法秩序的恢复和转型。

据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上搜索的信息,从1978年到1982年,所有篇名含有“宪法”的文章数量分别为1978年12篇、1979年4篇、1980年9篇、1981年26篇、1982年166篇。从论文数量来看,当时宪法学的研究成果是比较少的,这与法学研究处于蹒跚起步的状况是一致的。反映这一时期中国宪法学发展状况的代表性著作是许崇德和何华辉教授合著的《宪法与民主制度》。宪法学方面的论文主要有蒋碧昆先生的《我国社会主义发展新时期的总章程》、张光博先生的《社会主义民主的伟大旗帜》以及许崇德先生的《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关于我国元首的理解》等文章。

周小川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是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全面深化金融业改革开放,加快完善金融市场体系,不断提升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韩俊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新阶段从根本上破解“三农”发展难题,必须由农村内部利益关系的调整,转向工农、城乡、以及国民经济部门之间利益格局的调整,加快破除城乡二元结构,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

马丁·费尔德斯坦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前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局长

在未来几年中,IMF预测希腊将出现逐渐上升的初级盈余和逐渐下降的总赤字。但是,除非希腊能够提高其经济增长率,否则其预算将依然是赤字,其债务占GDP比重将依然在当前水平徘徊。

厉以宁

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

总结1979年至今30多年的改革与发展实践,中国在推行双重转型过程中积累了一些经验,可以把这些经验归纳为以下八项。总的来说: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不根据国情进行转型,什么经验都不会产生,也不会有“中国道路”。

苏强 李捷

中国工业摆脱低端弱势、实现整体突破的方向在于基于价值网络的技术、商业模式和品牌战略 “三位一体”的创新体系,发挥系统协整优势,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

王安建

中国地质科学院全球矿产资源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继中国之后,东盟和印度将成为重要矿产资源需求增长的主要拉动者,二者资源需求的快速增长,对中国境外资源供应形成一定的竞争压力。未来以中国、日本、东盟和印度为主要需求方,以南美和澳大利亚为主要供应方的供需分离格局将愈演愈烈。

尹鸿伟

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客座教授,东南亚问题专家

由于昂山素季对众多事件始终没有明确的态度,令对其充满期待的人渐渐丧失信任。有缅甸政治家认为,其实昂山素季也很为难,在拥有实际权力之前,她的任何表态不但不能解决矛盾,反而可能适得其反。

戴立宁

中国证监会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

“五指理论”与中国股改 将公司的好与坏绝对化是错误的,大陆股市也在犯同样的错误。正因为提高上市门槛,阻止那些看似二流企业上市,减少证券市场供给,才造成当前的炒作之风。

杰弗里·萨克斯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球学会主任

城市将是可持续发展之战的最前线。城市不但面临着直接的威胁,也拥有最好的机会认识并给出解决防范。作为高密度、高生产率的居民区,城市可以比农村更好地提供各种服务便利,包括能源、水源、卫生、教育、金融、传媒、交通、循环利用和研究。

罗思东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主任、教授

城镇化和大都市化,是中美两国在不同国情的基础上城市化进程的不同选择。市场机制或政府政策对于城市化进程的主导作用各有侧重,两国城市化在地理空间、土地利用和社会特征等方面也存在差异,这种比较有利于我们当前对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进行探索。

杰弗里•弗兰克尔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经济学教授

美元永远是第一,这决非宇宙真理。十九世纪拥有顶级地位的是英镑,但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就被美元超越。美元也有被后浪拍死在沙滩上的一天,但肯定不是今天。

董小君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副主任、教授

目前,我国已形成了星罗棋布的公积金中心,可以依托这些中心建立起我国政策性住房金融机构体系,即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一个全国性政策性住房金融机构、各省(市)政策性住房金融机构和各县政策性住房金融机构。

陈博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投资研究室助理研究员

张明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投资研究室主任

本次针对民营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调研,我们之所以选择温州。一方面是因为温州是中国民营企业的重要聚集地,具有样板意义。另一方面,是温州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似乎并未取得非常积极的进展,个中原因值得深入调查研究。

李志红

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万人计划”是国家选择优秀人才并给予特殊支持的一种政策,而不是一种长期的标签式头衔,或者一项长期福利。这种支持应该有阶段性考核,由公众监督,不合格的下、符合条件的上,形成一种良好的示范效应。

乔根-兰德斯

世界顶尖环境战略研究学者、罗马俱乐部成员

兰德斯预测,在2052年,世界人口和经济增长会比人们预期的增长更慢,但足够引发气侯危机;人类消费的增长会陷入停滞状态,因为国际社会需要花更多的钱用来修复和适应气侯变化;污染危机继续恶化。

Nicola Casarini

欧盟安全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中欧在政治军事互信方面,双方还有很大潜力来促进互信。虽然双方关于此方面的接触还停留在初级阶段,但是作为未来可能形成的战略伙伴关系的决定性因素,政治军事值得双方慎重考虑,尤其是鉴于中欧合作对全球安全可能带来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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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对“国进民退”的分歧很大,许多人根本不承认存在这一问题。在中国经济环境里,存在着两类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产业部门——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两类经济部门从原理上看根本无法互相竞争,一类是管人、管事为主的,一类是搞商品生产为主的,但现在却必须相互竞争。这样一来,民营经济只能从国有企业那里拿资金、拿项目。这种依附走到极端,结果就是民营企业国有化。
习近平主席10月20日给民营企业家回信指出,改革开放40年来,民营企业蓬勃发展,民营经济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民营经济的历史贡献不可磨灭,民营经济的地位作用不容置疑,任何否定、弱化民营经济的言论和做法都是错误的。习近平强调,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是党中央的一贯方针,这一点丝毫不会动摇。
外媒认为新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的“毒丸”条款,将对中国在国际市场的对外合作形成“孤立”,而目前已有迹象显现。有报道称,中美贸易战和英国脱欧进程的缓慢,导致两国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陷入停滞。美国政府的贸易政策也给英、中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带来阻力。而加拿大与中国在2016年便同意开始的自贸协定试探性协商,至今并未取得任何进展。
2008年的金融危机检验了欧洲经济体制、金融体制。作为有经济差距的国家联盟,相比于单一的大国(如美国),其经济体系和金融体系的抗压能力仍然不足,金融危机震出了欧盟的“原形”。而目前欧洲银行系统超过8000亿欧元的坏账则是一种风险信号。面对全球贸易战以及美国经济的不确定性,欧洲经济可能长期低迷,其退出宽松政策很可能面临挑战。
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10月21日表示,对修改美国对汇率操纵国的认定标准持开放的态度。目前考虑两种修改方法:一种是根据1988年贸易法案对汇率操纵的广泛定义来认定汇率操纵国;另一个方法是改变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存在竞争性货币贬值的标准。目前看来,特朗普政府未来很可能将汇率操纵国的认定标准门槛降低,这样就更容易挥舞汇率制裁的大棒。
由中国融资的从肯尼亚港口城市蒙巴萨到乌干达边境的铁路,堪称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非洲演变过程的缩影。不过,中国为第三期工程融资时,则要求展开更详细的可行性研究,“以证明商业可行性”。中企的这种变化,也反映出中国国家领导人今年在中非论坛上的讲话精神——中国在非洲投资和放贷将采取更具针对性的策略,“要把资金用在刀刃上,不搞花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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