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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许耀桐

国家行政学院一级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和方法、中国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民主问题和党内民主等研究

国家行政学院是国务院直属正部级事业单位,是培训公务员特别是高中级公务员的新型学府,是培养高层次管理人才和政策研究人才的重要基地,是为中央提供决策咨询服务、开展科学研究特别是公共行政等领域理论研究的重要机构,发挥着公务员教育培训主渠道作用、公共行政理论和政府管理创新研究的重要基地作用、政府决策咨询思想库作用。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

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已持续进行近40年。改革是全面的改革,涵盖了六大体制,即: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在六大体制改革中,政治体制改革是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方面体制改革成功的关键,更为整个改革事业提供了国家制度的保障。

一、政治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要义

国家,包含国体和政体两个基本问题。国家体制即国体,是指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在国家中所居的地位状况,由此体现国家的类型和根本性质;政治体制即政体,是指政权的组织形式,是国家体制的表现形式。政治体制不仅受到国家政治性质的影响,而且受到本国的文化传统和习俗风情的影响,具有灵活可变、多样选择的特点。政治体制的文明进步,在于能够不断地进行改革、调整,使其不至于保守、僵化、落伍,能够充分地体现国家治理的民主、公平、责任、效率等精神。

两千多年来,人类对于政治体制涉及的政权组织形式问题,作出了不断深入的分析和理解。古希腊时期的亚里士多德将政治体制依不同标准各分成三类:(1)按照德性的高低来分配权力:统治者为一个人称作“君主政体”;统治者为少数人称作“贵族政体”;统治者为多数人称作“共和政体”;这三类政体为正体体制。(2)以财富的多寡来分配权力:一人统治称作“僭主政体”;少数人统治称作“寡头政体”;多数人统治称作“平民政体”;这三类政体为三类正体体制的变体体制。中世纪时期的托马斯·阿奎那,根据国家的目的将政体分为两大类:(1)国家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全社会的公共利益,该政体是正义的。根据统治者人数的多少,正义政体可分为君主制、贵族制和共和制。(2)国家的目的只是维护统治者的自身利益,该政体是非正义的。非正义的政体又可分为暴君制、寡头制和民主制。文艺复兴时期的马基雅维利将政体分为六类,即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民主政体,它们的变种分别是专制政体、寡头政体和暴民政体。从17世纪开始,启蒙思想家以“天赋人权”和社会契约论为理论武器,冲击了封建时代的神权和王权,为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自近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以来,主要形成了三种政治体制:君主制,即以世袭或者推选产生的君主为国家元首,并终身任职,但不具体负责国家事务管理;共和制,即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和国家元首由民主选举产生、权力受到制约并有一定任期;委员会制,即由议会选举产生政府委员会,集体行使政府权力。19世纪中期马克思主义诞生后,马克思、恩格斯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实行共和制而非君主制,实行民主共和制而非贵族共和制。

姚洋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政府直接控制着GDP的2530%,此外还掌握着大部分金融资源。近年来,三分之一以上的银行贷款流向了基础设施,而基础设施大部分是由政府 实体建设的。事实上,政府已认识到了基础设施投资过的问题,目前已中止了几项已经开工的高铁项目。但政府投资过度的问题仍然存在,数不尽的工业园和高新开发区就是明证。

Hans-Werner Sinn

德国经济信息研究所主席

在在随之而来的金融风暴逐渐散去之后,阳光将很快重新普照大地。那些债权国可能要承担因债务减免而带来的巨大损失,但相对于把那些受灾国留在欧元区内的做法,前者最终获得的好处会更多,因为这些受灾国通过脱离而实现的繁荣才是重新追回所有资产的唯一机会。

张健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所长

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和2010年初爆发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进一步暴露了欧洲特别是南欧国家经济结构的脆弱性。欧洲经济结构性改革更为迫切,但同时也更为艰难。

张文宗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研究员

在美元占据主导地位的国际货币格局中,美国促出口、减债务的最佳手段是继续放宽货币供给,制造全球通胀和泡沫经济,以转嫁危机并避免陷入新一轮衰退。由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应对泡沫经济的体制能力尚待加强,中国面临着输入型通胀、外汇储备缩水和人民币升值的长期压力。美国会否推出新一轮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会否对人民币汇率施加新一轮压力,会否通过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二十国集团、联合国贸发会议和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等平台为中国量身打造新的贸易金融规则,都将考验着中国的智慧和中国经济的韧性。

张文宗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

由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在给美国这个世界经济的神经中枢造成重大冲击的同时,也引发美国政界、学界和企业界的深刻反思,并相应作出重大调整。美国总统奥巴马开启的变革涉及方方面面,核心的目的是恢复美国经济、解决失业问题并重振美国经济实力。

魏民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研究员

国际金融危机和美欧主权债务困境,凸显了西方国家正在经历资本主义制度诞生以来新的瓶颈期,深层次的经济结构性问题制约着当前世界经济的发展。

Harold James

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和国际事务系教授

德国在欧洲的地位越来越特殊,越来越微妙。1990年,两德的统一造成了一片混乱,邻国对新巨人的产生感到恐惧,时任总理科尔承诺,新的德国将是欧洲德国,而不会将欧洲变为德国的欧洲。但是,如今,很显然,任何欧洲救助计划都要经过德国的手来制定。

朱炳元

社科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常务理事

今天,资本主义经济的虚拟化和金融化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正呈现出经济加速金融化、金融日益虚拟化、实体经济空壳化、日常消费借贷化、国家走向债务化、人民大众贫困化等六大趋势。

刘煜辉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重点实验室主任

从债务的角度看美国经济,结论总是近乎悲观的。政府未来50年的财政收支路线图前景暗淡。因为“二战”后婴儿潮一代人的退休于2011年正式启动,政府的医保和退休金计划开支预计进入大幅上升期。由此产生的未拨备的隐性负债高达114万亿美元。这些潜在的债务在未来50年中会逐步演变成现实的债务。

若尔特·道尔沃什

欧洲智库Brugel研究员

的确,欧元区的继续存在,对于亚洲国家具有重要意义,这不仅是因为欧元的覆灭会给亚洲的出口和金融业带来严重冲击,还是因为,它有利于保持国际储备货币多极化的趋势,有利于亚洲国家保持外汇储备的多元化。而且,中国等亚洲国家也的确可以至少通过IMF,间接地向欧元区提供纾困资金,但欧洲首先要自救才能求救于人。一切的前提是,欧元区领导层必须以行动来赢回人们的信任。

La Gulan Raja

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金融学教授

在美国,当务之急是改善潜在工作岗位和工人技能之间的匹配度。个人要比政府更清楚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并据此行动。

Bruce Stokes

德国马歇尔基金跨大西洋研究员

无视欧洲债务危机,对美国这样的大经济体而言过于轻率,然而紧缩措施引起雅典街头的骚乱反应,可能引起新的关注。布鲁斯?斯托克斯(Bruce Stokes)指出美国应该迅速应对欧元危机,原因有多方面的:美国跨国公司近60%的海外利润来自欧陆,20%的美国出口运往欧洲;紧缩措施限制了欧洲对安全和其他全球公共产品的贡献,被削弱了的欧洲容易受到中国的经济压力。欧洲的债务危机终究是欧洲的责任,但美国国会正在阻塞可以缓解过渡的途径,保留已承诺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基金,限制美国的稳定基金。美国媒体的注意力主要都在2012年的选举上,对这方面没怎么报道。斯托克斯写道,“虽然欧元危机对美国的影响,但华盛顿无能也不愿在这个问题上起到更多的领导作用,很大程度上说明美国自信心和全球影响力的下降。”

李向阳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所长

面对发达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与经济低迷,中国、印度和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被看作全球经济的希望所在。2011年11月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六次峰会,寄希望于新兴市场国家救助陷入困境的欧洲债务国,采取扩张性经济政策,继续拉动全球经济复苏。从制度层面来看,摆脱和避免债务危机迫切需要加强金融监管,推动国际金融体制的改革,这当然离不开新兴市场国家的参与。因而,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经济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但是对潜在的风险决不可掉以轻心。

徐梅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作为中国的民众,从日本房地产泡沫的破灭中也有需要学习和借鉴的。那就是,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国民的生活态度发生了一定变化,不再像泡沫经济时期那样追求奢华高档的消费品,而更加务实,喜欢购买货真价实的低价商品。

Kemal Dervis

布鲁克林研究所副主席

如果盈余国没有较高的通胀(比如每年4%),那么危机国家就需要通缩来实现有意义的相对生产成本下降。在现实中,此种通缩只能以高失业和社会痛苦为代价来实现。因此,当前的战略组合紧缩+通缩是否在政治上可行还未可知,这也是悬在整个欧元区头顶的巨大的不确定性。

Philippe Legrain

欧盟委员会主席独立经济顾问

到目前为止,增长日程主要由结构性改革组成,这对于提振未来生产率和生产弹性是不必可少的。这场危机也确实为许多国家提供了在该方向上做大动作的政治机会;但总体而言,结构性改革不会立刻产生增长和就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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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中国经济规模82.71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9%,是7年来首次回升。不过,经济结构问题和可持续性问题都值得关注。在我们看来,2017年的增速回升在2018年难以持续,国内统计“水分”将削弱市场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宏观与微观不匹配、整体数据与实体经济不匹配的情况仍然明显。2018年中国经济增速可能回落至6.5%左右。
未来“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应重视市场化和内外平衡。“一带一路”是一盘带有地缘政治目的的生意,但绝不是慈善或无偿援助,因此必须坚持市场化,同时兼顾内外平衡——在推动“一带一路”在外部结出硕果的同时,更要在国内经济与社会发展中投入足够的资源。毕竟,中国国内经济的强大和稳定,才是中国所有对外政策的根本!
美国国防部日前发布《2018年美国国防安全战略》,目标直指中俄。报告认为,“国家间战略竞争,不是恐怖主义,现在是美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关切问题”。报告称,“中国是一个战略竞争对手,利用掠夺性经济来恐吓邻国,同时在南中国海进行军事化”,“俄罗斯侵犯了附近国家的边界,并对其邻国的经济、外交和安全决定行使否决权”。
2016年美国移动支付规模为1120亿美元,中国为9万亿美元。移动支付正在成为很多中国人支付各种商品和服务的手段,无现金社会的确正在向中国快步走来。但如果政策法规环境跟不上,这种金融创新为社会带来的只是风险,而不是进步,现在谈中国移动支付的未来,甚至是无现金社会,基本就是扯淡!
银监会主席郭树清定性少数金融“不法分子”后,国内媒体盘点了28家集团——明天系、海航系、安邦系、复星系、联想系、锦龙系、沙钢系、希望系、忠旺系、新湖系、美的系、富德系、万向系、泛海系、京华系、涌金系、杉杉系、亨通系、泰豪系、三胞系、中植系、宝能系、华信系、新理益系、君正系、香江系、凯德伦泰系、世纪金源系。
继东航、海航、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陆续宣布为空中使用手机“解禁”之后,国航也于1月21日零时起,在国航实际承运航班上允许使用部分便携式电子设备。至此,国内13家航空公司可以“空中开机”。要指出的是,这将会加大航空公司的管理难度。尤其考虑到国内旅客的整体素质,不排除引发激烈矛盾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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