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促进宪法秩序的恢复

1978年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称“七八宪法”。尽管在规范形态上，1978年宪法保留了“左”的指导思想，但它为恢复社会主义法制奠定了必要的宪法基础，也成为改革开放的法制起点。

1978年宪法颁布前后，学术界为恢复宪法秩序，为重建民众对国家发展与未来的信心，发挥了重要的学术作用。由于1978宪法存在形式合法性与实质合法性之间的矛盾，这一时期的宪法学发展仍处于一种拨乱反正的“复苏时期”或者过渡期，宪法文本的价值与意义仍受到部分人的质疑。正因为出现社会价值观的冲突与矛盾，恢复宪法学研究过程中遇到的难题也是不少的。

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开启了思想解放的序幕。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指出：

“未来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同年12月18日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十六字”方针，成为指导法制建设的基本理念，使法制发展重新回归宪法的轨道。同时，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化，为宪法学研究营造了良好的氛围，使宪法学从单纯的“政治性”话语中解放出来，积极承担为改革提供正当性、合法性的学术功能，促进宪法秩序的恢复和转型。

据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上搜索的信息，从1978年到1982年，所有篇名含有“宪法”的文章数量分别为1978年12篇、1979年4篇、1980年9篇、1981年26篇、1982年166篇。从论文数量来看，当时宪法学的研究成果是比较少的，这与法学研究处于蹒跚起步的状况是一致的。反映这一时期中国宪法学发展状况的代表性著作是许崇德和何华辉教授合著的《宪法与民主制度》。宪法学方面的论文主要有蒋碧昆先生的《我国社会主义发展新时期的总章程》、张光博先生的《社会主义民主的伟大旗帜》以及许崇德先生的《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关于我国元首的理解》等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