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马丁·费尔德斯坦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名誉主席、奥巴马总统经济复苏顾问委员会顾问、里根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中国人看到，“新常态”需要他们将增长战略从因素驱动增长转向创新驱动增长。但尚不清楚的是如何实现创新的增加。官员强调对要依赖市场，但中国没有像美国那样的促进创新的风险资本和“天使融资”。当局也许希望它们的银行存款保险计划能让存款从三家最大银行流向全国众多小银行，解决地方创业企业的融资难问题。
张军
复旦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上海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常务理事、秘书长
两位数的经济增长已经一去不返了。事实上，中国年经济增长率自2012年以来一直徘徊在7.5%左右，今年预计将下降到7%，并且有可能继续降低。这是中国的“新常态”，用中国领导人的话说，其特征是“中高速”（而不是高速）增长。但也许“中高速”也有些乐观了。
汉斯•沃纳•辛恩
德国经济研究所主席、慕尼黑大学经济学和公共财政学教授
欧元给欧洲带来了一场收支平衡危机，一如20世纪20年代的金本位。事实上，这两场危机只有一个区别：在今天的危机中，你可以获得大量国际援助。
亚当·蒙特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研究员
编译:熊一舟
由于洲际弹道导弹、战略核潜艇和战略轰炸机“正接近全寿命周期的末期”，美国在未来十年将不得不花费大量资金进行核武器现代化，以保持这三类核力量的“三位一体”核能力。
里卡多·豪斯曼
哈佛大学教授、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前委内瑞拉计划部长、泛美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在资本主义世界肯定有些什么东西彻底出问题了。尽管采取了前所未有的低利率，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投资水平依然远远低于2008年经济危机之前，而就业率则依旧一蹶不振。但即便是在危机之前，就算利率普遍低下，投资也不见起色。
和讯网
大国关系、相关国家的合作意愿度和理性认识等是影响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推进的基本因素。重视和挖掘这些基本因素，将会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的有效推进起到更多的正面作用。
任琳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治理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博士
牛恒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尽管对孟加拉投资仍存在一定政治风险，但是中孟两国经济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经济互补性强。孟加拉劳动力资源丰富，人力成本低廉，且政府积极改善贸易、投资环境，积极创建出口加工区、特殊经济区，制定了庞大的经济发展计划。
张晋藩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
法制秩序的状态和国家的兴衰密切相关。中国古代经历了很多盛世，盛世的标准和他的一个动力就是法制，没有不讲法制的盛世。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政治家对法制的论断很多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先人留给我们的法制遗产、治国理政方面的经验是真实的、深厚的、非常宝贵的，值得认真研究吸取。
汤敏
国务院参事室参事
“一带一路”是新时期的大战略，当然这里存在着很多的风险，这些风险首先是大国关系问题，中美、中欧、中日之间和“一带一路”都有一定的利益冲突，相关国家都怀有很多的疑虑，这个怎么处理？
张佑任
网络空间战略论坛特邀研究员
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网络空间战略博弈已经升级到作战规则制定的层面，世界网络空间话语权的争夺将更多以立法的形式展现。美国不仅联合北约推出了企图作为网络战争法典的《塔林手册》，而且其网络联合作战条令已经推出。
杰里米·里夫金
美国经济趋势基金会主席,曾出版19部畅销著作,内容有关科学技术变化对经济、劳动力、社会以及环境的影响
倪惠
网易财经
我们不需要任何会计师，我们不需要律师，我们不需要任何放射科医生，我们就是分析师，花费的资金更加少。所以长期来看，我们处在重大的转变中，成千上万的人不用再去辛苦工作。
莉利亚·舍夫佐娃
莫斯科卡内基中心高级研究员、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著有《普京的俄罗斯》一书
现在早就是时候了，西方应该认识到，俄罗斯体制愿意走多么远来维持生存。现在也早就是时候，西方应当觉醒过来，放弃其后现代的让步和妥协的梦想。否则，“神话作者们”就会再次得逞，使我们更接近据称他们正在试图避免的灾难。
杜大伟
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和全球经济发展项目资深研究员
中国增长模式的重心从投资和出口转向消费，这会影响世界其他国家。中国将不再尽可能多地提供能源和矿产方面的需求，而是更多地满足消费者的产品和服务需求，这将是个重要的刺激，特别是对亚洲其他经济体而言。
巴里·戴思科
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自1967年东盟成立至2007年以来，东盟仅有三分之一的协议真正付诸实施，这不免令人怀疑2007年11月通过的《东盟宪章》的影响力。对东盟成员国而言，若想成功实现地区化，就必须更加密切磋商、紧密合作。
乔纳森D.波拉克
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高级研究员
多边开发机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的设立旨在补充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职能，重点支持基础设施建立。本月12日，英国成为首个申请加入亚投行的主要西方国家。两天后，沙特成为亚投行创始国，亚投行成员国总数达到26个。
孙云
亨利•史汀生中心研究员、布鲁金斯学会全球经济与发展研究员、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外交政策访问学者
编译:高晓乐
瞭望智库研究助理
虽然面临诸多挑战，但中国政府仍会继续谋求优先发展亚投行。因为亚投行的成立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可以扩大中国的影响，促进建立民主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使中国的投资组合更为多元化，推动出口，抬高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声望。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