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辜胜阻
武汉大学教授、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
吴永斌 李睿
新型城镇化要围绕人、业、钱、地、房五要素配置资源。市民化的重要前提是要有稳定就业，政府要提供公共服务，保障转移人口安居和更好地融入城市。
韩俊魁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非营利组织、发展人类学研究等,著有《NGO参与汶川地震紧急救援研究》等
社会组织的类型日益多元化，而目前的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未能围绕其分类治理进行有效整合。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在于政治思维以及技术路线之间的巨大张力。
李艺铭
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智库
安晖
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智库
陈文
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智库
智能终端产业遭遇“三期叠加”：一是颠覆性创新低潮期。二是新产品形态分化期。三是新消费痛点探寻期。我国智能终端产业要实现逐步做大基础上的振翅腾飞，需要把握好三大机遇：一是从模仿跟随发展到创新引领发展的机遇。二是从智能终端大应用市场到智能终端创新策源地的机遇。三是从单一性产品创新向体系化生态创新的机遇。
邹至庄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
反对提高利率的，可以指出政策有下面的利弊。提高利率的弊处是把经济复苏的速度降低，甚至停止复苏；好处是这个紧缩货币的政策能避免通货膨胀，但是现在美国没有通货膨胀的问题。
郑南
吉林大学社会学系讲师,研究领域:从事比较社会学、组织理论研究等
虽然中国草根组织的发展由于历史、文化及制度的原因很难获得高度的自律性，但在公共性建设中其已经成长为重要的力量。本文将从新公共性理论的角度来讨论在地域社会建设中草根组织的作用，并强调草根组织与地方政府互动共生的重要性。
薛力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中心国际战略研究室主任,研究领域:中国对外战略、中国外交、海洋政策、能源政治等
中国不应该成为沿线64个国家的发改委和财政部，如果大包大揽的话一个会招致埋怨，二是人家会说你活该，而且你还没有收益，务必戒急戒躁。应该是沿线国家主动提出项目申请，中国审核后觉得可行的，再与对方商议具体合作方式，成熟一个做一个，不成熟的项目不做，不积极的国家不做。一定要避免大呼隆。
张健
北京市东城区环保局
环境执法不单纯是一个法律问题，而是关系到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的综合问题。目前，环境执法难在全国是一个普遍现象，其因素也是多方面的。
许小年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代表作《从来就没有救世主》等
在这样经济增长放慢的情况下，新常态会持续比较长的时间，政府会采取什么样的对策？这是大家关心的焦点。我自己的观察，在新常态的情况下，政府不愿意也无力采取大规模的刺激政策。我这样的观察是否准确，有待于进一步明确。但是我认为，不采取大规模的刺激政策，在当前的形势下，毫无疑问是正确的。
习近平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启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前接受了《华尔街日报》的书面采访，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及中美两国关系等问题作出了详细阐释。以下是书面采访全文。
郭庆松
上海行政学院副院长、教授,著有《当前中国城镇失业人口问题研究》等
陈奇星
上海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主任、教授,研究领域:中国公共管理的理论与实践、当代中国政府与行政改革,中国公务员制度,著有《行政监督新论》等
所谓政府权力清单就是对各级政府及其各个部门权力的数量、种类、运行程序、适用条件、行使边界等方面进行详细统计和全面清理，明晰权责，形成的目录清单。近年来，上海在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进程中，积极探索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
王逸舟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研究领域:中国外交、国际关系理论,著有《匈牙利道路》等
全球化时代进步的国际政治思想和主流国际法理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即抑制国家的专制、尊重个人的权利以及在国际社会形成批评和抵制霸权的氛围。
王卓君
苏州大学党委书记,研究领域:哲学、文化学、政治学,著有《文化视野中的政治系统》等
孟祥瑞
苏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
构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总体战略目标，也是政府角色定位及其治理方式现代转型的核心问题。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流动、技术转移与文化交融不断改变着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治理体系必然随之嬗变并趋向完善。
刘国恩
北大国发院教授、中国卫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我国医改成功与否，关键在于医保部门如何有效配置和合理支付医疗服务费用，即支付重点是放在前端投入要素层面，还是放在后端医疗服务的效果产出层面。如果重点放在前端，很难协调医患利益，二者是对立的关系；放在后端，就会更好地协调医生和患者的利益，这是关键所在。
何增科
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国家治理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研究领域:当代中国政治
“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保障。”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六大以来，我党提出了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重大任务。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建设任务的提出，表明我们党已经找到了让民主在中国更加有效地运转的新路。
黄宗智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历史系教授,研究领域:明清以来社会史、经济史和法律史,著有《中国研究的规范认识危机》、《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等
政府和乡建运动者多认为农业合作社必须是完全自发的农民组织。同时，政府更认为，农业现代化必须依赖规模化的大农场。本文论证，这是当前关于农业合作化路径选择的两大盲点。中国农业需要的是小农场＋合作社提供的产、加、销“纵向一体化”服务，由此来克服小农户面对大市场的困境。
赵可金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公共外交在中国对美公共外交中的地位必然随着中美关系的发展而日益重要。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美国政府，都必须顺应中美关系重心下沉的趋势，主动调整对外关系的布局。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